村组法的罪与罚：黑恶势力通过家族掌控选举_卫视频道

村组法的罪与罚：黑恶势力通过家族掌控选举

2010年06月04日 14:46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解说：现行《村组法》从1998年实施以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一系列与民主有关的概念，开始走向中国农村。但是近几年来，在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暴力、贿选的事件层出不穷，农村基层组织瘫痪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朱麦囤，中牟县白沙镇党委书记：当前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理念很好，但是操作性不强，太模糊。就把民主选举就没有彻底解决好，那么它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它就没谈。

《村委会组织法》它在出台之后，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在农村基层推行民主的一个标杆，那它怎么会出现问题呢，问题都在哪些方面？

于建嵘：这个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县、乡他们要改变他们原来的这个习惯，原来是通过县、乡政府任命或者怎么样是吧，它要改变这个习惯，它感觉到怎么选一个听话的人，所以讲呢出现了一些控制选举的情况。那么在一些经济形势比较好的地方，因为村民委员会的这个选举之后，他掌握了一定的资源，特别是些城市周边地区，特别在一些有资源，有矿产，有资源的地方，有些人要控制这个选举。

解说：2006年，湖南省娄底市警方摧毁了一个农村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团伙的老大是新化县孟公村人，叫刘俊勇。刘俊勇带领一帮地痞流氓在当地从事贩毒、赌博、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2004年，为了帮手下的小弟寻仇，刘俊勇带人砍死一人，砍伤三人，制造了“630”血案。但就是这样一个犯罪团伙，成员里竟有一名村支书，一名村委会主任和一名县人大代表。而刘俊勇本人也曾在孟公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刘俊勇一边对村民进行威胁恐吓，一边又对有影响的家族进行拉拢。孟公村村长说，如果刘俊勇不是因为 “6?0”案出事，2005年换届选举他肯定会当选。

解说：2003年，于建嵘整理多年调查资料，发表了一篇三万字的报告——《农村的黑恶势力》。他认为农村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和黑恶势力，已经成为困扰农村换届选举的首要问题。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黑恶势力通过他的家族势力怎么来控制选举？

于建嵘：你比如讲那个，当时我们调查了一个叫衡东县，它这个村，它的党支部，它的村支书，他控制了这个村很多年，但是因为要经过选举了，他可能控制就存在些问题，所以讲他用他的儿子，在外面做生意的儿子，就是相对于所谓有钱人，通过这一种组织了一个，就是组织了一批社会烂仔当时，就到各个村去要求你必须怎么选，保证他父亲能够选上，所以这一种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像这种情况，现在全国各地都存在。

解说：在中国农村，除了黑恶势力控制选举，贿选拉票的事件也屡有发生。2003年3月中旬，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换届选举中，上演了194万买村官的闹剧。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王玉峰承诺，只要他当选，全村每人发1800块钱，另外一位候选人史明泽则承诺每人发2000元。虽然史明泽承诺的价格高于王玉峰，但据村民说史明泽以前当村委会主任期间自己捞了不少油水，并未给村民办多少实事。因此这次大多数选民将票投给了王玉峰。选举成功的当天下午，王玉锋按每人1800元的承诺向村民发放了194.22万元。另外两个当选的副主任也按每户1000元兑现了29.4万元，三人共向村民发放现金223.62万元。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村民对此表示反对，大家都欢天喜地的领取了红包。不仅村民对这类贿选表示欢迎，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王海光，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我在下边也挂职，挂职的时候，他们也讲一些下边选举乱的问题，有的请客，有的人讲这个情况，我给他们说，我说这个请客也是权利的一个表现，他懂得用钱去买选票，以后他们这个价码啊，再把他从他个人再提到一个公共服务的道路上，这不就是一个进步嘛。

于建嵘：山西的是吧，有资源，有煤炭资源的地方，花几百万你选我，我给多少钱是吧，这种情况它现在也存在一些争议，为什么争议呢？就是说它有些贿选的形式说，你看你选了我，我当了村主任，我每家每户首先发你几万块钱，因为我当了村主任之后我控制这个资源，这种情况也有些争议。

解说：但是，贿选扰乱了正常选举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贿选也会带来严重后果。2009年2月，河北省沧州市南范庄的村民周长顺，因为到县里反映本村村民范新成，在换届选举中向他人贿赂财物。县领导则取消了范新成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范新成竟用斧头砍死了周长顺一家四口人。

窦文天：选举的环节说来说去，就是把怎么选，如何，村子现在贿选，什么叫贿选，什么叫拉票，你界定清楚，

于建嵘：这个贿选，现在争议比较大，这个争议很大，因为现在贿选的界定很难做出，乡村选举的贿选界定很难，比如送一包烟算不算，送一些糖算不算是吧，请大家吃个饭，送些衣服送些东西算不算，这个东西呢是争议比较大。有些人认为这个不算贿选，有些不算贿选，有些是做过承诺是吧，有些比如讲乡村的社会交往，所以这个争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即便我们还是界定用给钱的算贿选，但是全国贿选的情况也是比较争议，在学界这个争议很大。

解说：但是贿选也面临着难取证、难界定的问题。2008年，辽宁省赵营子村农民李东辉虽然高票当选了村委会主任，却因曾送给本村另外一个村民两瓶酒和一个菠萝，而被这个村民举报到县里，说他在选举中有贿选行为。两瓶酒一个菠萝能否算作贿选，县里的领导一时也无法做出判断，只好在口头上取消了李东辉的职务。尽管李东辉多次到县里找领导解释，但县里始终也没有他一个明确答复。整整一年之后，感到上任无望的李东辉，竟然将举报人一家5口全部杀害。

从《村组法》颁布至今，村民自治一直被笼罩在民主的光环之下，但是在家族垄断、暴力、贿选的背后，《村组法》却往往变成一纸空文。那么，村民本身又如何看待自己手中的这份权利呢？

那您在农村调查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普通的村民老百姓，他们看重这种个人的选举权利吗？

于建嵘：不一样，我曾经做了两个村的比较，一个叫作在我当时在湖南调查的时候，是一个地方两个村，有一个村没有多少财产，总共就是八千块钱，八千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们每一个人交十块钱，就整个村里的财产一年就是八千块钱，所以这个选举大家也不大感兴趣，就是谁选谁当都可以，没有什么资产，也没有权力，是吧，还没有人当。另外一个村因为它有山木，有木头，选举的那个参加的程度，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那远远超出那个村。

党双忍（中共宝鸡市委常委）：我认为这个要研究村民自治，首先要研究村民自治资源问题，有没有自治的资源，我讲我们宝鸡典型的两个村，这两个村我觉得实行一样的制度，可能就困难比较大，比如我们最小的村，是105个人，47个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这么一个村，然后我们最大的村呢是6700人，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是3700人，这两个村就差的太多了，而不光这个人口差别，经济规模差别也是很大，你像最大的村，我们的东岭村，今年的这个经济总收入要超过200亿，最小的村不足100万。

那您认为在中国的基层农村，民主和村民自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于建嵘：实际上，村民自治已经难以承受这个民主的这个政治力量这个支柱，太重了，它受不了，承担不起。

解说：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干部是要由村民进行民主选举产生。这是中国最基层、也是最特殊的选拔干部的方式。但是，根据民意推选出来的村委会干部往往会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做好上级领导与下级村民之间的沟通工作。

张志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因为我们现在村主任都是老百姓票选出来的，他们要对自己的选票，对自己的选民负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你像现在搞这个新农村建设，每个村都在通水泥路，道路规划。但是我们县里面给村里的计划是有限的，你比如这个村它需要建十公里，但是给它计划只有五公里。然后这个老百姓找到某支书，张支书啊，别人村里都达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我们村里你才搞了四、五公里，还是几公里，不同怎么办。最后这个支部书记为了保住选票脑袋一拍，喊几个包工来，垫资工程，把它干上。结果一下子我全县就干进去几千万块钱，财政就负了几千万块钱的债。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中心基金会副秘书长：你这个乡村这个自治组织干部，怎么样既听上边的，也听老百姓的，这个关系要处理，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呢？你听上边的，上边说哪些在法律范围内，那是合理的是吧，你上边你也不能乱来，同样的对农民来讲，对这个村民自治组织来讲呢，说那你，你必须听，你不听也不行，上边不能乱管，下边你该听的你也不能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