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广美：高凌风是天生的艺人 但家庭太不幸

周孝正：加在一起它是个健康的一个完整的概念，所以说像他对待疾病的态度，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对于疾病那就是即来之则安之，这就说你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你得承认，承认它让它配合医生治疗，完了还得乐观，这样的话对你疾病的治疗，或者对于寿命的延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窦文涛：你看他中间还曾经，我就觉得就是台湾人是不是有一种拼命的一种精神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他中间就得了这个病，然后就曾经瞧不上西医，就说我不化疗，就说西医骗人的，或者治不好病的，然后说我回家去念《金刚经》，就相信这种精神的力量，最后好像还是把前妻骂他，说你不为孩子着想，有病不去治，回去做化疗。

孟广美：我觉得高大哥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采取比较两种极端的，就是我这样讲，其实高大哥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天生的艺人，他就是浑身他在台上在台下的时候他都散发出那种艺人的光芒，就是套一句话现在的话来讲，他是个非常爱现的人，他是属于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人，你要知道他曾经风光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是说拿当年的他，七几年的他跟现在的周杰伦相比，可能周杰伦的受欢迎程度，当然你要以那个时候不同的媒体的状态还有观众，还有整个传播的状态，他的天王的地位，就说他曾经在神坛上，所以他可能他执着，他放不下，所以他等到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时日不多的时候，他还要靠这样子的方式把他支撑到最后一分钟，他不是唯一一个人，你还记得梅艳芳。

窦文涛：对。

孟广美：梅艳芳做完场的红馆演唱会之后，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就过世了，所以你我这不是精神的力量，你要知道癌症病人到最后的时候那种痛苦，那种身体上的痛跟精神上的痛，其实是一般常人很难去想象的，我父亲临终之前我陪在病榻旁边，我感受到他那种痛，我帮他按摩的时候他都痛的都受不了，所以你想到一个都已经快要过世的人，他还靠他的意志力来支撑他，他觉得说我死都要死在舞台上，他说我不愿意死在病榻上，我不愿意死在床上，我要死我都要死在床上，所以这是一个艺人你说他很奇怪吗，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也很难过的，就是说他生前还有很多的不舍，其实你说他结过三次婚，离了三次婚，你知不知道就在一个多月前，除夕的那一天晚上，因为他离婚了，而且他跟这个妻子离婚离得非常非常的难看。

窦文涛：什么叫难看？

孟广美：为很多的感情的纠纷，因为之前他的前妻可能有曝出什么婚外情、出轨这一类的绯闻，然后两个人可能又为了财产弄得很不堪，其实两个人生了三个孩子，他的这个前妻比他小了19岁，而且是弄上社会新闻头条，所以其实你说这么一个曾经风光过的人，最后是上社会新闻版，然后跟自己的妻子隔空对骂，但其实他很放不下，就在一个多月前他就闯到他前妻的家里面说，老子今天就要在这边吃年夜饭，所以他等于硬闯到人家家里面去，他坐上了那个年夜饭的桌子，结果他前妻带着他最小的女儿到路边去吃牛肉面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悲剧，我觉得就是一个巨星你在感情上面没有受到寄托，你在舞台上面你还有那种想要抓住最后一次的机会，但是都没有等到。

窦文涛：我觉得艺人这个还真是，他都自己身体都不行了，都感觉坐轮椅来的，为他儿子站台，前一阵回到大陆，回到大陆为儿子站台就唱歌，还博命的唱高声，最后一个踉跄就摔在台上了，这是干什么，这是为什么，艺人是一种很特殊的人。

周孝正：艺人与学者最大区别在于理性与感性

周孝正：对，因为演艺界跟我们学术界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艺人他是感性。

孟广美：易于强人的。

周孝正：学术界他得有理性，我们一般用大脑代表理性，一般用心灵代表感性，其实没有高低贵贱，所以说有一个哲人说一句话，说世界上不乏美的事，缺乏一对发现美的眼睛，但是还缺乏一组传递美的神经，因为有人他不传递，他视而不见，还得缺乏一个加工美的大脑，最缺乏的是感受美的心灵，所以说我们理解艺人，艺人他是非理性，感性，他有那种所谓的激情，你像搞学术的他一般没那么多激情，他得理性，他得所谓得有证据，以证据确凿，甚至于得铁证如山才能形成证据链，所以他非常理性。

窦文涛：没错，我是看出来您这番话说明您对高凌风的死完全无动于衷。

周孝正：不是，生老病死他有他精彩的人生，他也最后他也走到了生命的这个什么，所以说有一个哲人讲说死这种事你不用怕，早晚他得来，这话说得对，什么事你都着急死，你用不着着急。

窦文涛：不用哲人，上次我们另一个嘉宾王蒙老师我们聊起判刑，就说判死缓，王猛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死缓吗，都是一种死缓的状态。

孟广美：这么悲观。

窦文涛：你能逃得过那一天吗？

孟广美：你逃不过，但是这个过程很重要。

窦文涛：你不要忘记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的过程已经过去很多了。所以你知道我就是我挺怕这个的，我挺怕病苦，我的朋友也有得白血病的，你知道到最后我就是讲，我说医和病这就是两把刀，治你这个病化疗那个难受，你知道能难受到什么程度，最后化疗几乎就把你全身细胞全杀光，上颚的表皮都脱落了，都露出真皮，喝水就跟刀割一样，我看高凌风也是这样，所以我真是觉得，我现在有点明白当年鲁迅什么学医，当然鲁迅学了个半瓶子晃荡，就包括孙中山学医。

我真是觉得人类应该花全部的力量去研究一个问题，就是说死我们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这个现代医学你能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人的痛苦，这个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我老觉得进步远远不够，说实在话，我对这些科学家挺有意见的，就是说你们怎么还那么痛苦呢，你比如说一个癌症的病人，缠绵病榻，这一两年的时间，我觉得要照我，你给我一针，给我一针什么杜冷丁还是给我一什么，那都行，我觉得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不是应该说咱这科学手段病治死了，不怪你，但是能不能让人尽量减少痛苦？我特别受不了这种看到这种痛苦。

周孝正：你说这问题是当今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就是最近欧洲一个发达国家人家设了一个法，就是未成年人都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叫安乐死，原来说你18周岁成年人，说是你活到七老八十，八到九十，你可以决定你的生命，但现在人家已经到了未成年人了，就你说这事非常敏感。

窦文涛：我觉得这是犯罪，你让未成年人自己决定安乐死。

周孝正：安乐死权利是当今世界最敏感的话题

周孝正：比如说他还没有到18，他17，他得了这种所谓不治之症，把气管拉开，全身全是管子，他最起码还得受三个月的折磨，况且还要花费大量的卫生资源和医疗资源，这个卫生资源、医疗资源一方面是缺医少药，所谓看病难，看病贵，一方面过度医疗，过度医疗什么后果呢？给他自己以及亲人带来痛苦，所以你要注意现在世界顶级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安乐死了，而是未成年人有没有这个权利，简单说你有没有死的权利，你没有生的权利，父亲、母亲要生你，就生出人来了，也不用跟你商量，可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到了生命的尽头，你有没有死的权利，你有没有死的方式，你说怎么死，我有尊严的死去，那我就可以打一针所谓的麻醉剂，大约三秒钟失去知觉，我再给他注射一针所谓毒液，大约不到30秒。

窦文涛：您听着像是现在执行死刑的文明方法。

周孝正：不是，执行死刑现在我们中国也有进步了，原来都是所谓砍脑袋，枪毙，原来砍脑袋，后来改成枪毙，现在改成注射死刑，现在我们中国的执行死刑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还是传统，第二种办法就是注射，比如现在对于这些贪官有级别的人要执行死刑，一般都是注射，但由于注射它需要设备，这个设备还不太普及，所以还是双轨制。

窦文涛：就也吃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