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和北京高层互动关起门来如何说话

2012年03月27日 10:02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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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我们基本法里面已经有了这么一段，但是人家没有信心。我说基本法有了，我们还是用港币，他说好，就算你用港币，谁发行港币？我说我们也有一段，在基本法里面都讲到了，原有银行可以继续发钞，其他银行可以得到特区政府授权，也可以参与发钞。那么人家说原有银行，现在说两家，一个是汇丰银行，一个是渣打银行，这两个可以发钞。

渣打刚去是英国银行，在香港还没有注册一个分行，那个时候没有。汇丰银行刚刚迁撤，就是把注册地从香港搬到伦敦去了，那么那个时候确实香港回头看，也应该讲说有点风雨飘摇。所以大伙问这个问题，这两家银行怎么办？你让人家发钞，人家也不一定发钞，我说没办法了，我说中国银行最近的业务做的越来越好，中国银行完全可以参与发钞，那个时候中国银行还没有上市，在香港这个市场的份额没有今天这么大等等，有些老百姓怎么说？他说中国银行发钞，鬼要。

窦文涛：鬼才要。

马家辉：广东人都说鬼什么，鬼什么。

梁振英：意思就是说没有信心，如果说收到三张钞票，一张是中国银行的，一张是汇丰的，一张是渣打的，那么首先得把中国银行这张花掉，这样下去慢慢中国银行的钞票就贬值，大伙就有顾虑。

当然到最后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还是这样定，定了之后，从1990到1997年，7年的时间，这就是邓小平先生伟大的地方，1990年基本法颁布，我们还留了七年时间，把一些在基本法里面定下来的条文，怎么把它抽装起来，用七年时间去研究，所以1990年基本法颁布之后，当时的券务证券副主席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安子介先生，他就振臂一呼，就成立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这类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课题，就是在什么情况底下，中国银行作为很大的一个稳定力量可以参加发钞，我们用几年时间去研究。所以到中银回归前发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保留一张中银发的钞票。

窦文涛：中国银行100元的。

马家辉：你这张是从那时候保留下来的？

梁振英：我就放在钱包里面，什么意思呢？尤其是我们在给社会做事情，有些事情比较复杂，一下子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你把这个目标定住，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总有可以找到好的、稳妥的解决办法那一天，我们当年做中银发钞的准备工作就是这样。

马家辉：刚才梁先生也提到，民主法制自由等等，一直以来这部分是蛮困难的，那这部分相对的，要非常依赖信心，因为你完全没办法看到，没办法看到说发钞、货币成不成功，经济效益怎么样？又经历着信心上面，像整个过渡期里面，当时回头看的确非常荒谬，用回梁先生刚才说的，天方夜谭的事情。像当时很多朋友讨论，我还记得很多女性朋友就很担心一个问题，你刚刚说7月1号，一定是男的问你关于钱的问题，然后女性朋友就问说，7月1号，家辉我们去铜锣环、中环那些商店，会不会全部变成友谊商店？还能买到什么LV。文涛，结果恶梦还是成真了，一样买不到现在，为什么？都给内地人买走了，香港人还是买不到，没有钱去买。

梁振英：香港高官和中央打交道关起门来如何说话

窦文涛：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我也注意到，梁先生好像在各种场合，还是讲一国两制到今天看是成功的。但是我就不知道，香港本地的人经常会猜测，就说你们这些香港高官跟北京中央政府的人，究竟关起门来是怎么说话的，是一种什么关系？

比如经常看特首又到北京，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去请示阿爷去了，有的人可能会说去请罪去了，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内幕，你跟中方官员打交道也很多，你们关起门来聊天是怎么一个气场呢？

梁振英：回归前后，我们都做了很多，这是很大工作上的一个需要，坦白说也是一个挑战，什么工作呢？沟通的工作，中央、北京或者整个中国内地跟香港之间的沟通，另外往往两地的文化、观念有些时候坦白说，利益不完全一致，所以就沟通工作。这也是困难所在。往往到了内地，内地就说，你回去香港把这些观点给香港朋友介绍说明清楚，我们在香港碰到很多这样的要求，香港市民、政党说你们到了内地，到了北京把香港市民的要求说清楚，所以这个是我们工作很主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不管怎么说，比如说1997前一段时间，从譬如说1982年中英谈判到1997年15年时间，包括里面有五年的时间起草基本法，1997到现在13年的时间，13年的时间，沟通工作做的相当不错，现在两地之间相互理解这个水平比过去高得多了。

窦文涛：就你了解，真的说北京中央政府那边，没有向香港下指令，就是说你们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没有这样的事情吗？

梁振英：完全按照基本法办事，这个确实不仅是我们这样的人这样说，大部分市民都这样说，同时外国人他们也这样说。我记得前年，我带了一个团到美国纽约华盛顿，去谈一下回归十周年，2007年，回归十周年，香港的情况。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团到美国去，也到欧洲去，说香港一国两制，我们怎么成功，基本法怎么落实，谁知道，美国的朋友们，不管是纽约的工商界或者是华盛顿政界，他们基本希望谈点别的。他们就觉得这已经是事实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了，谈别的吧，所以财富杂志曾经过去了，有个负面专题说香港之死，后来他们收回这个说法了。

所以2007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很想谈一个新的话题，说香港回归的种种，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是一些事实。我们谈什么呢？中美之间尤其是在经贸关系上，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起一个什么作用，他们对这些新题目感兴趣。

窦文涛：已经是展望新里程了。刚才马博士都提出来了，您这个普通话就是一国两制的一个见证，你是怎么样把普通话，现在说的这么好呢？

梁振英：1978年，香港有一帮香港仔、香港女，组织了一个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那个时候国家就提出一个目标，四个现代化。我们这些律师、工程师、测量师、会计师等等，大概30人不到组织了这么一个会，我们的宗旨就是把香港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带到内地去，首先是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从南到北这样走。

我1978年参加了之后，就经常到内地去讲课，对象从来不是学校的学生，对象从来就是官员，谈外面一些市场经济的事情，头三年去讲课就讲广东话，还有人给我配翻译。

马家辉：还有打字幕。

梁振英：我心里面感觉很不好，所以有一次，我记得第一次用普通话讲，就是在珠海。事先把3个小时讲的内容，把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然后请我一个同事是一个华侨，在北京长大，普通话讲的很标准，我请他给我念一边，录了音我就反复了听。

马家辉：好学生。

梁振英：听了之后，到了现场站起来，拿稿子念，念了三个小时的稿子。

马家辉：结果最后还是要翻译，结果弄了六个钟头。

梁振英：基本上听懂了吧，至少自己跨越了心理障碍，所以后来讲的机会就多了，1984年参加工作，到北京去开会，跟北京的委员们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练习的机会多了，所以就讲了。

窦文涛：现在跟北京官员谈话已经不用后边站一个翻译了。

马家辉：还可以替其他人翻译，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还是讲不好，像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