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佳一：自杀对日本人来说是种退路和交代

2011年10月04日 12:2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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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佳一：日本人现在特别省电

加藤佳一：今年的日本夏天尤其炎热，但是日本人还是特别的节电，一方面是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主动地节约。日本现在很多的电梯是关闭的，我们都走路，起到重要的减肥作用，过的原始一点不要浪费，我觉得这种状态挺好。

孟广美：以前你们太浪费了，我是说你们对于电力，以前只要一入夜之后，在城市的地方几乎亮整夜的，而且很多大楼到了半夜3点钟、4点钟都是亮灯的。

窦文涛：不夜城嘛。

加藤佳一：我们在工作嘛。

窦文涛：是喝酒吧。

加藤佳一：有喝的，但为什么他们开呢。

孟广美：你们的工作需要把霓红灯打开吗？

窦文涛：Praty的工作。

孟广美：你们在霓红灯下工作。

加藤佳一：两者不矛盾，工作就是那样的。

窦文涛：资本主义“一切都是足足的”

窦文涛：我跟你说，这个都是我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我对资本主义的感觉就是这样，当年我从我们那来，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足足的，其实我很喜欢这一套。你知道吗？灯24小时都亮着，是空调它就凉，对我们那个地方来的人，有时候空调像火炉。我喜欢香港就是这样，他们有的人不满意，说香港的空调开得太冷了，“冻感之都”什么的，我说这才叫资本主义，什么东西都靠谱儿，正宗，跟正宗没关系，是空调它就是冷的，路灯黑夜的时候都亮着，你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所在，一切都是足足的，包括我到美国，那个面包那么大。

加藤佳一：所以日本始终贯彻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是政府主导的，不要那么的膨胀浪费，而是共同富裕，贫富的差距相对缩小的社会。

窦文涛：地震带来觉悟的提高，日本人特别的故居难离，我的房子我的一切，几乎是冒着辐射的危险，也要回到家里去。

加藤佳一：我也会啊，我也很执着，对原来住的地方，对这个祖国。我记得3月11号，我3月16号回来做节目，那个时候我当时离开了特别的难过，你这个时候离开，应该是共渡难关，这是日本人的思维。但这一点来看，日本整个的状态，还是希望能够度过跟原来一样的日子，但这一点恰恰阻碍着日本人往前走，向前看的情况。

窦文涛：他们倒想的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把自己逼入绝路，最近关于日本的新闻，说你们铁道部的有人自杀了，是不是？

加藤佳一：你知道这个新闻吗？

孟广美：知道。

窦文涛：很大的新闻，铁道公司，不叫铁道部，我们的叫铁道部。

加藤佳一：我们1987年已经民营化了。日本铁道公司总裁遗书叫中岛尚俊失踪之前就留下多封遗书，为铁路出轨事故深感歉疚，只能以死谢罪。

加藤佳一：很大的新闻，其实这不是一次性发生的，他上任社长以后，比如脱轨事件、财政赤字，各个方面都陷入低谷之后，他的压力一年比一年的多，最终这样自杀，引起周围人特别惊讶的反应。

窦文涛：我们铁路的官员倒是没有自杀，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心脏病发，过去没有心脏病，突然发作心脏病也是过逝了，这个事儿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每当日本人自杀，就有中国网民爱拿这个说事儿。比如说食品安全什么的，你看日本人，人家以死谢罪，你看我们中国都吃出什么来了，负责任的人你怎么没有日本人的劲儿，怎么不以死谢罪，都爱这么聊。我倒是真想听听，你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这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加藤佳一：自杀对日本人来说是最后的一条退路

加藤佳一：我稍微冒着一点风险说，对于日本人来说，自杀是最后的一条退路，实在忍不住了，不是切腹吗，切腹是一种殉国的行为，但是你在这个社会里，你在这个单位里，在这个家庭里，你实在做不下去了，你该怎么办？你不能正常过日子，只能做最后的一个选择自杀，而且自杀是一种交代。

孟广美：日本人的责任感是大过天的

孟广美：我觉得这样讲吧，老一辈的日本人，我觉得他们的责任感是大过天的，这位先生他今年已经64岁了，而且他从大学毕业，他还是东京大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的东京大学很不得了的事情，东京大学一毕业之后就进了铁路公司。

加藤佳一：当年的铁道部。

孟广美：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他殉职的那一天，他都是一直带在铁道部里面，这种责任感，后来我还特别请我们以前的驻日记者宋看看小姐，帮我上日本网站查，到底出了什么大事情，因为国内没有太多的报道，就是细节的报道。后来她讲了一溜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包括零件脱落，你就会觉得这么鸡毛蒜皮大的事儿，需要你殉职吗。我觉得代表了很多日本人，他们觉得公司在我人就在，公司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以死谢罪。

窦文涛：但你说咱能倡导这个吗？

孟广美：当然不能倡导这个。

加藤佳一：这是一种文化。

孟广美：你没听他讲这也是最后的一条退路，因为他解决不了，舆论的压力非常厉害，我听说在日本。

加藤佳一：对，舆论的压力非常厉害。

孟广美：他们是穷追猛打的。

加藤佳一：下台就是一种交代

加藤佳一：其实也是要冒着一点风险来说，他的逻辑跟首相下台是一样的，内阁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来说下台意味着结束你的政治生命死亡，但是在他们看来，下台就是一种交代，你做不好了，经济上不去，跟中国的关系搞不好，内阁的支持率下降之后，我们的大众媒体无形中告诉他，你该下台，我下台，这样的话，你负了责任。对64岁的中岛先生也好，包括菅直人他走的时候，就是我做到了之后我下台，我最终负到责任了，到此为止，就是这么一种观念在里面。

窦文涛：这个东西对生命，等于他觉得一个人的荣誉生命，就是他的个人生命，像咱们还有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生命顾，两者皆可抛。

窦文涛：广美有问题问他。

孟广美：因为我刚才在问他，现在的日本年轻人还是不跳槽的吗？

加藤佳一：还是不跳槽。

孟广美：因为我以前知道日本人，除非公司把我赶走，如果公司破产，我可以跟公司共体实艰，我赔公司一起渡过，我可以减半薪水，我甚至于不拿薪水，我一直到公司恢复元气之后，然后我再恢复正常的生活，自己可以饿肚子，但是我不晓得现在一代的年轻人，是不是还能做到这样子。

加藤佳一：日本依然是终身雇佣 工资按年龄递增

加藤佳一：其实有做不到的人，但是我们依然是终身雇佣，公司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把他开除掉，员工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跳槽。

窦文涛：但是我也有问题，如果真是这么美化的说，员工应该爱公司，但是如果公司不爱员工呢，我指的意思是，你老给我这么一点工资，日本人也会共度时艰？

加藤佳一：在日本有一个终身雇佣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员工序列，你年轻的时候你得忍受，我给你保障未来。

窦文涛：保障未来是什么意思？

加藤佳一：我的工资第一年是很低的，按年龄递增的，而不是按实力递增的。

窦文涛：真是论资排辈啊。

孟广美：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在一家台湾的日系的百货公司里面，打工过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里面所有的标得非常清楚，每年以5%递增，你要知道你工作30年之后，那个5%是非常吓人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我在工作的那个部长，那个时候的经理，他现在已经去了总经理，到现在20几年了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

窦文涛：那他翻了多少个5%，5%，5%。

孟广美：他是日本人，他是从日本被调到台湾来工作的，我就觉得他们对于工作的责任感，也来自于他们不换公司，他们永远的目标跟对象，他们要服务的就是公司。

窦文涛：论资排辈，你工作成绩突出不突出不管，都是5%，干的好坏都是5%。

加藤佳一：日本是靠团队精神 不是靠突出的个人

加藤佳一：所以我说我国贯彻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嘛，你干的怎么样不管，只要你在，对公司保持忠诚，保持一种归属感。

窦文涛：那你怎么能够留住人才呢，我明显比同事都高出一截，你也给我5%。

加藤佳一：所以说它是没有办法培养人才的，没法培养人才，日本是靠团队精神的，不是靠突出的个人。你看我们的首相天天换，不需要他很突出的，我们还是靠团队精神，我们是一个非常集体的体制，非常有利益与培养团队精神。

孟广美：万一那个团队里面有一颗老鼠屎的话，减不减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