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日本人有自虐心态 喜欢被牺牲

2010年05月27日 09:4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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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这是我的理解，对。

窦文涛：说工会存在的意义是组织大家跳绳比赛，谢谢。我倒是想查老师你可能了解，我听说了一耳朵，美国有一个地方，你看资本主义的地方，美国有一个地方这地方的工人，每天一上班，找一个地一坐，看报纸看杂志，核茶，但他不一定喝茶，喝啤酒，唯一的就是不干正经活。老板还尊敬他们，从来不敢炒了他们，这个叫橡皮屋，这个就是UAW。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15000个员工。他们跟资方谈判加工资他们都加你不敢炒他，而且最重要的是免费伟哥，你知道嘛，免费伟哥，职工福利。通用汽车每年花在职工免费伟哥上的钱1700万美元。最近美国不是经济不行了嘛，然后共和党的就说，你那个UAW那个福利是不是削减一下，这帮人出去说橡皮屋可以解散，免费伟哥免谈，必须得要。

查建英：就这个UAW，是一个特别老牌的大工会，但是现在我觉得它这个可比性，因为它已经是在一个晚期资本主义，再加上美国文化本来就是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个人权益。再加上工会已经有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它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强，到最后慢慢慢慢谈起来，他就做大了以后，变成这样一个就是。

加藤嘉一：堕落了。

查建英：堕落了，它就使得工人不干活也拿钱，比如说我看过这种报道。就是前些年经济危机之前就已经出来了，比如说铁路工人只要有工会的，他这个检票员偶尔加个班，不知道加班费要多少，然后还加餐费，还有包括他虚报一些工伤，其实他没有什么伤。比如说检票员不太坐着嘛，以后就变成了他有什么腰肌劳损之类的，然后又一大堆这种，很早就退休了，那一大堆这种工商保险，最后就压得这个企业，反而这个资本家成受气包了，你知道。到最后，它没有竞争力了。

加藤嘉一：但是工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这是它的唯一目标。

查建英：对。从它那个角度它是都讲得通的。

窦文涛：像你刚才讲的，日本的工会你觉得很重要，但是它保护什么劳动者权益，日本人还不是那么活着吗？

加藤嘉一：对，还是那么活着，但是至少它起个缓冲剂的作用，至少有个沟通的过程，就是一帮人，因为人在这儿受压抑的，而日本人又那么腼腆、内向，不好说话，工会作为第三者帮人家说话。就说现在这个人很受苦，上司天天给她骚扰，是暴力，那就是说只能通过第三者来说话。

窦文涛：日本人说你让我这么干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打我骂是吧？

加藤嘉一：对，这个是不可以的。

查建英：是不是就是你们发明在公司的出口，有一个橡皮人那个老板，出去打他几下，出完气，然后第二天照样干活。

加藤嘉一：对，有这样的情况。

窦文涛：我跟你说富士康可有了，人家说现在富士康现在每一个高管，都愿意拿自己的照片套在假人上让工人们打，只要你们别自杀，就出气嘛。现在的问题人家说不是富士康的问题，是整个各一代中国工人的问题，乃至于世界性的一个问题。

加藤嘉一：对。

窦文涛：就是人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下。

查建英：但是这个有解吗？我这么说，我们最后说，不是这一个企业，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甚至你说是城市化过程必然的结果。

加藤嘉一：对。

查建英：比如说我前些时候正好在某一个论坛上，就是社科院那么一个搞农村问题专家的，他说我们历年都在谈农村的这种群体性事件很危险，将来这个社会危机潜伏，以后社会可能大乱掉。他说后来我发现没关系，不担心了，为什么呢？他说农民他在没进城之前，比如说谁家的事儿，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很密嘛，哪怕我的地没占，但是那个东家，比如说咱们村都是姓李的，或者都是连着的，那我们一块都去闹事。可是一旦他到了城市了，城市人的特点就是，我只管我自己的，城市的事情除非说我们这个小区都受污染了，都垃圾了我们就一块闹。但是如果不干我的事儿我就不闹，所以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他说中国农民没问题，只要这个城市化进程继续发展，这就都好办了。但是按你这个自杀的说，等于刚离了虎口又进了狼窝了嘛。就是说农村是可能不闹事了，都走了，可是到了工业化。

加藤嘉一：还是太跨越了，一方面没有走这个过程，让农民适应城市，没有让他们适应城市之前，把日本模式拿过来，他们受不了。我觉得还是这个查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比较必然的一个现象，一个过渡性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要高估，不要过多的去指责这么一个现象。我认为它是比较必然的，何况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自杀率多高啊，叫过劳死。

窦文涛：但是你们可以自杀，我们不能自杀，开玩笑。《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窦文涛：咱们说这个同情共感，当然我跟富士康的工人相比，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跟你说，不管你做什么工作的，你的这个工作量过大了以后，你都会崩溃的。所以你知道我准备材料，我那天意外地发现，我当年在工作量过大的时候，给我的领导，你看我的反应就是控诉，虽然没工会，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加藤嘉一：没工会。

窦文涛：我觉得我这个信，可以参照一下这种心理，我给你念一下，很有意思。亲爱的领导，现在做一期节目需要比早年更大的投入，需要消化越来越多的新资讯，又让我同时做两个节目，还都是一穷二白就靠我说，逼得我只有厚此薄彼。今年我已经没有时间看闲书了，日夜埋首于节目资料中，娱乐就甭提了，生活也快没了，又能有多少亲身体验跟观众分享呢？其实这是对劳动力破性的开采，因为生活是激情、灵感、想象力的源泉，主持人的状态和特点也是门学问，又有几个人懂呢？结果到如今，我的节目在滑坡，我的知识在贫乏，我的水平在下降，我的激情在消退，我的幽默荡然无存，我的生活又在哪里？

加藤嘉一：这个我认同。

查建英：富士康未来工会主席就在这儿呢。

窦文涛：我还有呢，长期不合理的工作条件让我厌倦自己，进而厌倦不得不做的节目。可主持人却必须强打起精神。除非我是无欲无求的圣贤，否则我就变成我所憎恨的伪善，应该大胆承认，我愿意勤奋劳动，可是报酬必须相当。

查建英：你这人，真是。

窦文涛：到了，要钱呢。

加藤嘉一：我特别认同，因为我现在也处于这种崩溃的状态。

查建英：对，工作18个小时了。

加藤嘉一：所以今天中国没办法，大环境之下，大环境逼着你工作再工作。

窦文涛：整个社会工作量需求太大了。

加藤嘉一：太大了。

查建英：而这转过来又是一个社会的共识，所以你还没办法说这个大方向错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调节、缓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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