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人成功有3个条件 “受苦”是必须的家庭教育

解说：美国式的教育，给高西庆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出了难题。不过，这也让他渐渐明白，凭借他本来就擅长的吃苦，努力和乐观的精神，在这里，同样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高西庆：在美国上法学院苦不堪言。我当年我跟教授谈起来，我说我比别人苦，因为我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那教授就笑了说，别跟我说这个，法学院这门语言对所有的美国孩子是一样的。跟你是一样的，都是外语，普通美国人根本看不懂我们写的什么。后来他给我举例子，就我写的论文。他把我那个论文拿出来，挑出几个词，这个词你现在拿着它，到达勒姆，就是那个城市的中心。你在那儿，城市中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就会有银行家，这些律师在那来回走。你在十字路口你去问，我给你保证十个人里如果有一个人知道你写的是什么，这个词他懂，就算好的。他说这些东西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了，大家都得努力。当时听了我就很有，我就很受鼓舞，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因为我原来怕我比别人差很远。

许戈辉：对，你后来发现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高西庆：其实大家差的不那么远，而且等我努力完了，最后等考律师的时候那一天，总共有950个人在一个屋子里考试。

许戈辉：这样的。

高西庆：那个桌子大概有，我估计大概有个两三米长。桌子两头一头坐一个人，那个屋子就整个一看出去那个非常壮观，那桌子摆着。跟我一个桌子那个人很糟糕，差不多2米高，从头到尾考那两天一直在抖。他抖的时候那个桌子全都在抖，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感觉，一直整个桌子就那么抖。

解说：在当时来自大陆的中国留学生当中，高西庆是第一位取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人，而且迅速获得了华尔街的工作机会。1988年，他又放弃了这一切，成为了最早的“海归”之一。留学的几年时间，高西庆最大的收获在于开阔了眼界，也学会了用开放的心态看待问题。不过在骨子里，他始终是个中国人，土地和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

许戈辉：这次采访，高西庆和他的秘书两个人是坐着地铁来的，也是坐着地铁离开的。走的时候，高西庆还拿走了喝剩下的半瓶矿泉水，他说，不想浪费。从说话，到做事，再到思维方式。很多人都觉得高西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归派”，不过他本人却并不这么想。

我相信你的很多观点，在理论上听起来都非常有它的合理化、逻辑性，但是人家会说，哎呀，高西庆，海归，不接地气，不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吧？这种对你的这个评价。

高西庆：这个我很愿意跟所有人辩论，我们也辩论很多次。但是现在。

许戈辉：人家包括连你喜欢辩论这事都归于海归。这个，动不动就在抬杠较真儿。

高西庆：这个那他们就是完全不了解我。包括我运动，他们也说你这是在美国学习的。我说别搞错了，我说辩论，我们在修铁路的时候，非常，我们自己搞了，叫共产主义劳动夜校。就是一帮孩子，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是公社制，我们每个月的钱是放在一块的。谁需要就给谁花，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你的我的这么一分。在学校里学习，每天辩论，我们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到哲学，到所有东西天天辩论。那是十几岁的时候，跟美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许戈辉：问题是你，如果要是以后你进入了官场，到了这个机制下，你天天跟你的上司辩论，哪都不讨好嘛。

高西庆：你最后这句话说的很重要，你讨好别人，所以你就不得不过得很郁闷，很纠结，很悲催。我不想讨好什么人，我觉得重要的是把真理弄清楚。

解说：作为证券投资界元老，高西庆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12年间，他两进两出证监会，推进证券市场的法制化和市场化进程，官至证监会副主席。2003年，高西庆转向投资领域，任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2007年，高西庆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总经理。身兼要职的同时，高西庆从来没有放弃另一个身份，那就是老师。从普通教师，到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教书。2014年初，高西庆从中投公司退休，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几经“大起大落”之后，他身上唯一没有退掉的，就是老师的身份。

高西庆说，到了他这个年纪，常常纠结一件事，过去的经历，哪些源自偶然，哪些又是必然发生。虽然没有确定的答案，但他还是会告诉学生们，要学会吃苦、要努力、要乐观。

高西庆：人成功有3个条件 努力是人人都能做到

高西庆：我当年教书的时候，每次开学头一节课，因为当时要求我用英语讲。那么我说好，我第一节课前半个小时我用中文，以后你别抱怨你没听明白，因为你们都是学中文进来的。我先说，就是我就说，人成功三个条件，第一你有一个特能干特有钱特出色特有天才的爸爸。你们自己周围都看一下，你周围是不是有这样的。还有第二，你有全世界所有人都没有的运气，你出门就拣黄金，你到了赌场放进钱去出来全是，那吃饺子老虎出来几百万都是你的，你看有没有这个。第三个你比周围的人都要努力，我说只有第三条你可以做到。如果你不具有前两条，你就守着第三条吧。我每次都给学生说这个话，为什么，我就说反正你，至少试过。

许戈辉：关键是你自己的个人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你自己就特信。

高西庆：对，从一个角度就是说，至少证明了一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一半，那个运气是真的还是假，对不对。

解说：高西庆曾经对他的研究生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骑自行车要特别快，因为他喜欢骑车，跟不上，他会不高兴。第二要会滑雪，第三是周末要喜欢跟他去爬山。因此他的学生里面不少人的体育都很出色。时至今日，高西庆还在用他独特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教育生涯。

高西庆：早期我的老师，一个老师批评我，说你就是一个行为主义者。意思是叫行为主义者，意思就是说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可改造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扭过来的。我以前是有点这种想法，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早期我自己比较机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这代人早期的教育基本上完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认为人是绝对可改变的。

所谓先天的时候根本不相信，你只要把这个人拿进来，把一个犯罪的孩子什么坏人的孩子拿来，放在一个不同环境里，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人等等等等。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就是在人群里面，你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你接触这么多人你发现，有的人是可以扭转的思维方式，从小时候到大。多数人他的思维方式就是大概的这种倾向性，倾向性改不了。他的一个人是否自私，是否遇事老想自己，不想别人，这点有改的可能性，改的不大。所以我仍然非常充满了理想的，充满了热情的愿意去教。

但是我觉得这个教呢只是对于就是对于多数人来说，他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少数人呢，起决定作用是因为他其实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基因里面已经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被盖住了，到你这儿忽然出来了，这是有可能的。

解说：从今年9月起，高西庆将在清华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跨境交易和跨境并购方面的法律课程。与此同时，他还是一所中美合作的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的咨询委员会委员。高西庆遇到过很多人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心怀不满，他却常常会问对方，关于教育你做了什么改善呢。

许戈辉：我看了你在杜克大学毕业演讲上面，提到说你以前做这个就是在中国做证券这块，你给自己做了一个比喻。你说那时候的身份就像一个媒人，一个媒人，牵线搭桥的。但是媒人呢往往是人家好的时候把你忘了，人家不好的时候就骂你。现在你做教育，你会怎么样来形容你这个教育者的身份？

高西庆：我真的还有一点那种家长的这种叫做什么心结。因为我把年轻人都看作孩子的，我这人是有一种叫什么呀，普爱的这种心结吧，我觉得对年轻人我总是很愿意跟他们多说一点。所以常常我这些年里常常有时候工作很忙他们谁来说，老见不着你，说你后来一听说你在跟几个孩子在这边聊天。我说跟孩子聊天比跟你聊天有意思多了，因为大人你没法改变了，孩子我总觉得他有可能改变。他可能听了你的一点话，他有了很大的启发，他就做很多事情。我说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大的成就感。

我想请各位记住一点，将来过了很多年我今天说的话通通忘记掉，只记住一点。每天给自己10分钟，想一想自己身边以外的事情；想一想自己和自己跟前最亲密的人之外的事情；想一想那些还在受着苦，进不了清华的百分之九十点九九九的人，他们的事情；想一想那些没有像你一样，有吃有喝还有穿有房子有汽车那样的人的事情。不管你将来富到什么程度，不管你将来权利大到什么程度，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这些，想一想每天给自己点时间说，这个世界不是就我自己。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

解说：在谈到投资的时候，高西庆有过一句名言，他说，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教育，也许是另一个需要长远的眼光和默默地耕耘才能抵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