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陈小鲁：我们这个民族道歉很多 反思很少

陈小鲁：中国人对历史道歉够了 反思不够

许戈辉：我看到有评论讲，说要道歉也不应该是陈小鲁站出来道歉，这样做有点矫情，你怎么看？

陈小鲁：他是这样的，这可能有些学生他知道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整个表现，如果你真正打了老师了，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你像我，我就说我反对武斗，我从那个时候就反对到现在，全校皆知。中国古代到现代到共产党一种修养、修身的一种标准是吧，你要反思自己对吧。所以我写了“没有反思，何来进步”，我们没有写“没有道歉，何来进步”啊，我这是有斟酌的，道歉是可以的，对吧，我并不希望，那八中参加这个斗老师的有多少人，那得多少人道歉。那这个局面，捅开这个局面对现在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处，而且老师他并不要求你。他们的学生斗的赵荣尊老师，然后回来给她道歉，最后把赵荣尊老师道急了，就道歉道急了，说你不要再道歉了，再道歉我就不理你们了。这个老师跟学生它有一个就是母子、父子的关系，这个一次就够了嘛。

许戈辉：可是您不觉得说对于我们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来讲，不是道歉道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陈小鲁：反思得不够，不见得道歉道歉过了。我们党不是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对文化革命做了一个政治结论对吧，就说毛主席错误发动的，四人帮这个，当然这个是不是准确也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它对文化革命做了一个终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从一个整体上来讲，这就算是一个，但是关键是你吸取了教训没有？你以后还是不是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就从社会上来讲，你那个文革释放出来那股暴戾之气啊，你能不能给消灭掉、减少掉，这是一个问题。

陈小鲁：文革被斗老师的宽容大度令人感动

解说：就在道歉会举行前夕，陈小鲁和当年的同学们，相约前往海淀区的阳台山老年公寓，那是当年的教育处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除了正式的道歉外，学生们和老师们，近年来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走动中，陈小鲁感触最深的是老教师们的大都和宽容，而且大家似乎也形成了某种心灵的默契，更愿意回忆人性中温暖的部分。

陈小鲁：而且老师本人，他也有他一种宽容、大度的地方，自己的学生造反。说句不好听的话，还不是你教出来的吗？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原来的团委书记张庆丰老师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那时候跟你们上课就比较左，老跟你们讲阶级斗争，讲了以后呢，就运动一来呢，我也不知所措迷失了方向。那么你们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做了一些事情，我也有责任，这是他的原话。

许戈辉：其实我听您这样讲也挺受感动的，其实在那个年代，我相信很多人啊，会在内心深处伤痕累累。但是我刚才从您的讲述中呢，发现很多温暖，发现很多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照。

陈小鲁：我跟你讲啊，就在我们学校里很多老师，他记得的是学生是怎么帮助他。

许戈辉：您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陈小鲁：我回去的时候，赵荣尊老师就见了我就讲，你保护了我，我感谢你。我后来想起来了，她要不说我就想不起来，我想起来怎么回事了，学生要斗她，我说斗你没有办法，但是你不准搞人身侮辱，给她戴是高帽子，我给，他们准备的高帽子我给扯了。我们高年级，他们初二的学生，我们高二年级在他们面前还是有威仪的，而且我是革委会主任，而且那个是在“8·18”之前，反正我就在那儿陪了一个小时，他们斗了一堂课，我就陪了一个小时。

反正你说话，说什么我就不管，但是你要是动手动脚想接近她就不行，斗完让她回家了，这些他们都记得，有些同学他们也记得。最近经常有记者来访问我，他们都年轻，我就问他，今天上午《环球时报》一个记者来访问我，我就问他，我说你哪年出生的？他好像是1985年。我说你上大学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学过宪法吗？有宪法教育吗？有普法教育吗？有对公民权力义务的教育吗？没有，到现在还没有。

许戈辉：是没有。

陈小鲁：对呀，可是我得出结论来，我在这个我们这个同学会最后有个通稿，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最后有一句，有的校友认为，那就是我认为。如果当时我们有宪法教育，有对人权的教育，人道主义的教育，那我们就可能少犯错误，学校的悲剧就会减少。因为这学生不懂的，年轻的学生他是非不是那么敏感，他认为这些敌人就该往死里打，对吧。因为我认为党内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官民的矛盾这个永远会有的，不但中国有，国外也有啊，但是怎么解决啊？法律搞什么？宪法干什么来的？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吗？现在的这个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政府并没有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往往现在是一个人上台就讲一套话，大家就跟着去宣传这个话，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国家它永远存在，领导是换来换取的呀。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说文化革命，我有什么领悟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它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违宪。那么我们最大的教训就应该树立宪法的权威，应该进行宪法的教育，让老百姓知道要遵守宪法，保护公民权利就是宪法的基本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