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病人是老师 医学知识来源于病人

许戈辉：是没有给学费就可以上的，不像现在学医反倒是学费最贵的。

王忠诚：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吃的问题了，住，她的学校有供应，那么这样我可以半工半读把它读下来。但这个半工半读也是很辛苦的，因为有好多课程我不能听到的，我要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赚一点钱维持生活。那个时候就是搞一点家教，冬天去送煤，这样我赚一点钱来维持生活，所以很困难。如果在这个大学里边就是这样也是很困难，有一年冬天，我实在没有棉衣服，我的同屋新做的一件棉袄送给我，说是借给我，其实我知道他是送给我的，其实我也脱不下了。

来。还有许多别的同学帮忙，经济上帮忙，我才能够读下来。如果不是四八年解放，我还要休学，因为我是五零年毕业，那么正好四九年解放了以后就分配我工作了，最后一年是实习。结果分到天津工作，有薪水了，那就行了。

许戈辉：这样才可以得以维持下去了。

王忠诚：是。

许戈辉：我知道你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参加医疗队，当时选择了神经外科，这个决定又是怎么做的呢？

王忠诚：抗美援朝伤员很多，各种伤员都有，像是外科的、骨科的、泌尿科、胸外科的，我都曾经学过，所以我都有一些办法，但是脑外科的我一点不懂。

许戈辉：脑外科是不是在当时的大学本身就没有这样的专业？

王忠诚：没有，只是有个别的几堂课讲一讲，当然讲都是很浅的，所以这个志愿军下来为我们保家卫国受伤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觉得很内疚，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决心，有那么一天，如果是国家能够有神经外科，我也去学神经外科，要把中国的神经外科建立起来。

许戈辉：所以就在当时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心。做决定不容易，履行自己的决定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的诺言更不容易。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条件也比较差，也很艰苦，等于你是...真的一是点一点地摸索出来，五三年的时候还成立了一个进修班，当时你是主持教学。可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怎么样去教，怎么样去学呢？

王忠诚：五三年，中央卫生部责成在天津办了一个脑外科进修班，我就申请参加了。这个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现成的课本，也没有教材，怎么办？大家到这个没有主的坟地去挖，挖的情况也很艰苦，因为味道很难闻。

许戈辉：主要为了挖出来解剖做实验。

王忠诚：是，挖出来那颅骨里面都是蛹，干蛹，要把它洗干净、煮、再漂白，再把这骨头一个一个地穿起来做标本。教科书没有，那只有从前在学校学的解剖书，神经解剖。那么在图书馆找了一本英文的解剖学就去读...从头读到尾，背的倒是很熟，倒是有的不适用，费的精力很大，但是不一定适用，那时候不知道重点。

许戈辉：所以走了很多的弯路。

王忠诚：对，不少。我们的老师，在他的办公室就在病房里搁了一具尸体在那儿，他有工夫就去解剖，我们也跟着去学，这个在心理上从那儿路过的时候，特别是晚上从那儿路过，有点觉得恐怖。也硬着头皮，该进去学还是进去。在这种条件下开展起来的。

许戈辉：在中国神经外科的初创期，由于不掌握当时国际先进的神经外科诊断技术“脑血管造影术”。医生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的诊断起来是相当难的，而治疗也就往往带了很大的盲目性，当时神经外科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叫，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疗效气死人，那个时候王忠诚认识到，诊断是治疗的基础，他决心要开创我国自己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经过七年的积累和对照手术分析，王忠诚所著的中国第一部囊括了2500份造影资料的《脑血管造影术》终于问世了，这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这本书到今天仍然是一部神经外科的重要学术专著。

你在六五年的时候发表了那一本很有影响，一直就引为一个教学经典的《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书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王忠诚：那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脑血管造影了，脑血管造影比气造影危险性低，那个时候对脑子病体检查只有气造影，我们只会气造影，国外已经有血管造影了，有三十年了。但是我们没材料，所以我们就千方百计想法钻研这种技术。那么会做血管造影以后，我们就积累了两千五百例的造影片子，就去分析，最后写成的一本书，叫《脑血管造影》，那么这对推进我们国家神经外科是很有用的，它不仅是降低了检查的死亡率，对于脑血管病也可以诊断。

许戈辉：知道你现在肺不太好，这个可能和你早期做那个叫做什么...

王忠诚：血管造影...

许戈辉：给病人做血管造影，这个放射是有损害的，对吧？

王忠诚：是，那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放射的危害性，这都学过，学校里面有这个课程。可是那时候为了冲破这个封锁，决心把这个血管造影掌握。那时候条件也差，防护设备比较差，给病人照射一次，也就等于给我们照射一次，所以刺激量、放射线很大，所以白血球就下来了。

许戈辉：你要照几百个病人、上千个病人这样照的。

王忠诚：是，所以白血球下去，白血球是抵抗力，那么一下去就经常发烧，从那个时候起就得肺炎了，到现在为止已经得到七次了，第六次、第七次都是两次肺炎、两次积液，都很危险，差一点死掉。幸而我以后靠着锻炼身体能活到今天。

许戈辉：在王忠诚的诸多头衔中，有一项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他是世界上做神经外科手术唯一一位超过万例的医生，很多外国同行看到了这个数据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多看了一个“0”。2000年，我采访王忠诚先生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他每周还要坚持做四到八台高难度手术，在后来的一些年随着他身体每况愈下，王忠诚才逐渐离开了手术刀，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最合适的医生才能上手术台，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许戈辉：那你也带了很多的学生，我知道从你手中亲自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还有博士后就有35个，你教这些学生的时候跟他们最强调的是哪一部分，或者是你教给他们最重要的行医原则是什么？

王忠诚：我会强调的是医疗道德的问题，作为一个医生，真正地要体贴病人、关心病人，不要把这个医生的身份当做高于病人，是不是。我们的知识主要是来源于病人，所以病人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很好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我首先和他们强调的是这个。如果我们不是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那他也不会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也不会去刻苦钻研，如果一个病人需要的时间很长，比如十个钟头做这个手术，那他要不是为病人，他可能累了，就有点疏忽，疏忽就可能造成病人的危害，那就是一条命，是吧？所以这个医疗道德非常重要。

许戈辉：见惯了这么多的生生死死，那么你自己对生死是不是看得很淡了呢？

王忠诚：我对我自己就无所谓了。

许戈辉：但是你对每一个病人的生命看得还是很重。

王忠诚：对。治好一个病人我非常高兴，如果他不好，就是老想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