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么些下去，那我就成金庸了！
许戈辉：您在这些年，在不断地重新去解读去看待一些我们原本认为是这样那样的一些概念，一些道理，是吗？是由于这种重新认识让您产生了现在我所能看到的，能体会的这些变化是吗？你觉得自己在这些年里，有过什么坎儿吗？有个自我的一个蜕变吗？
刘震云：最大的蜕变的话，就是原来的话，就是我会重视别人的一些看法，就肯定好多人会说这个人他走的路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就包括像刘震云，像戈辉都走得对和不对，过去我是在意的。我现在一个特别大的改变的话，我是不在意的，因为的话，就是我所有的这个写作的过程中间，基本上是在指责和这个非议中过来的，就是这个指责和非议的话，也引起我的思考。就像当初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写出来的话，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小说写得太差了，因为它不像小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哲学问题。
刘震云：小说的话，它是要有结构要有人物，起承转合，但是《一地鸡毛》没有。《一地鸡毛》就是这个小玲家就是她的豆腐的一个流水帐。就是都觉得这不像一个小说，但是不要紧，一年之后他们又说的话，给我扣了一个帽子，叫新写实的帽子。到写《温顾1942》的时候，因为《温顾1942》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把好多互补相干的事集中在一起，它们不是好多事情是有逻辑的嘛，是把毫无逻辑的事聚集在一起，它产生了另外特别荒诞。荒诞的一个逻辑，这个写出来大家又觉得这个还不如那个《一地鸡毛》呢。因为这叫简报，他太偷懒，这种叫作品吗？到了那个《故乡棉花花朵》的时候，因为是200万字嘛，所有人都说的话，全世界看这书的不会超过十个，看懂的不会超过三个，它到了《手机》包括像刘跃进，他们又觉得我投降了影视，仅仅是因为它们两个被改成了电影。
真不能听他们的。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他们的标准要求是什么，我最后是明白了，他们要求你呢，必须像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他们好有价值判断，作家是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个什么样子的，那么你的作品像，它就好，不像就很麻烦。因为当你自己出现一种模式的时候，你写完《一地鸡毛》的时候，特别喜欢你写一地鸭毛，接着一地鹅毛，一地狗毛，一地兔毛这么下来。你要是照着这样写的话，可以不可以？也可以，确实来讲，如果这么些下去，那我就成金庸了。
刘震云：就不是一个作家了，作家的话，我觉得跟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别人讲跟一个铁匠和厨子最大的不同，铁匠要求下一头锅跟上一口锅做得要一样，标准化可能卖出去，厨子也是，今天的鱼香肉丝跟昨天一样，明天跟今天一样。但一个作者的话，就是下一步作品要跟上一部作品不一样，一样它就失去了，就是你写它的意义。
许戈辉：所以刚才你的那个话里边的意思就是，金庸根本不能算一个作家？
刘震云：不是，我不是说他不算一个作家，就是他不算的话，有深入持久思考能力，能够不断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就是不同看法的一个作家。因为他从相同的生活里看到的全是相同的。就是他的下一步小说会跟上一部小说的话是一样的，跟情形喜剧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当然我觉得那种小说的话，也是一种小说，我对这种小说也非常地尊重，我只是说它们两个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叫刘跃进》这个事上我不能冒充是制片人
许戈辉：你刚才说，别人怎么说，大可不必去听，但是你最近又给人留下了垢病的一个把柄，就是不光是当做作家了，还投资拍电影，当制片人。人说刘震云好端端的作家不老老实实地当，不踏踏实实去写，这个电影还当起了制片人，这不叫不务正业吗？
刘震云：这个事呢，也是特别地拧吧。
许戈辉：是别人拧吧，还是您自己在拧吧？
刘震云：不是，这个事本身是很拧吧的，第一的话我不是制片人，第二的话，就是我的小说改成电影的话，并不是因为的话，就是我参与了影视，所以的话就是我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是因为这个事之前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然后的话，就他在从事影视，这个人可能是导演，然后他把小说的话，改成了电影，我在中间起的作用的话，非常简单，就是接一个电话，在导演看了这个小说，说我想把它改成电影行吗？我说行，就这么简单。另外的话，就是我知道的话，就是小说跟电影的话，完全不同的动物，你会写小说的话，你是搞不了影视的，影视是另外一门，也是特别需要深入持久思考能力的一门学问，而这个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朋友完成的，我没做什么，具体到《我叫刘跃进》的话，说我是制片人的话，特别不准确，因为我没到现场去过。
许戈辉：那你到底是不是呢？
刘震云：他里面有一个拧吧的事是什么？就原来的话，《我叫刘跃进》的话，是准备用高清拍，这是导演的设想，因为导演是马力温导演，也是特别有想法的导演，也是一个特别不同的导演，所以他会有很多想法，一开始他想用高清拍，用高清可以用多机位，同时的话，就是它又没用像那个胶片，这种素材的这种片比。所以像高清做出来的一个预算，但是的话，在临开拍之前的话，就是导演的想法变了，他说他要用胶片，接着又改变了，说要用宽银幕。那这样的话，就是跟高清比的话，就是它会产生非常多的，在制作过程中的费用这一项的话，就是胶片。用胶片拍和高清拍的话，对光的要求，对机械设备的要求，包括摇臂那种什么的，都特别地不一样。
许戈辉：你看你还说不是制片人呢，我看你现在说的词都是专业的词了，我觉得你的参与已经是很深入了。
刘震云：我在现场见过而已，接着还有一个后期的问题，因为高清在电脑上全部都能做完了，但是的话，你用胶片的话，由整个的这种洗印，包括整个洗印剪辑出现很多问题，这个时候制片方的话，本来是高清的预算，现在改成宽银幕，超支了怎么办，它肯定是会超支的，我是不愿意让一个事情它只要启动了，让它停下来，我觉得它带来的挫败和沮丧感要超过这个事本身，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从朋友的角度，我特别尊重朋友的想法，如果这个朋友他是一个改变，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事，这种改变的话，他肯定是深思熟虑的，这个改变的意义，可能是我所没有体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是支持朋友的，这个时候我是举手的，我说万一超支了，用我的稿费帮你砸就完了。而且他不算拍摄成本。
许戈辉：结果超支了没有？
刘震云：肯定超支了。
许戈辉：所以你这本书就白写了，都搭进去了。
刘震云：不是，是电影，电影的稿费。
许戈辉：电影的稿费。
刘震云：对。
许戈辉：就等于他是来买你这个版权？
刘震云：版权的嘛，最后我发现导演是对的，确实用宽银幕拍刘跃进的故事，出来的冲击力，肯定比高清的话要大得多得多。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好像说我是制片人，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没有让一个事情停下来而已。
许戈辉：那你干嘛又那么不愿意别人叫你制片人呢，就算是制片人又怎么样呢？
刘震云：我没有说这个我不愿意。
许戈辉：那干嘛要澄清这一点？
刘震云：我澄清的话，是为了说明在这个事情上，它本来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我不是，所以我不能说我是，我不觉得制片人是一个多少不好的一个称呼，或者它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制片人的话，真正当好一个制片人也是非常了得的。它需要的不光是一个投钱的问题，他对整个的电影市场，包括中国的，包括好莱坞的，要深入透彻地研究，具体到一个作品也得有深入持久地研究，然后他才能决定往里边投钱还是不投钱。而是讲我要觉得我的哪一篇小说特别适合改成电影，将来没人投钱，如果那个时候天上掉馅饼，我自己有钱的话，我愿意当制片人，没有问题的。而是仅仅是《我叫刘跃进》这个事上的话，我不能冒充是制片人。
幽默是河南的土特产
许戈辉：好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河南人的那种幽默感，而您又有一种很深的河南情结。
刘震云：幽默是河南的土特产，如果我还有点幽默的话，是它产生的土特产之一。因为河南人说话就是跟其他地方，就是他在表述的方式上，跟其他地方人的话，是两种动物。说话的态度，比如说证明这个地方人对世界的态度，我仔细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河南人不正经说话。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讲他们见面都特别家常的话，他们都是以这种调侃和风趣的方式出现的，而不是以正常的表述，这种陈述句、是肯定句、否定句，yesnot，在河南话里yesnot是非常少的，全是模棱两可的，全是阴阳怪气的，全是绕的。
许戈辉：那比如说咱俩，您是河南人，我是一个北京人，咱俩见了面，您用你河南人的方式，我来应对，咱们俩应该怎么对话，我听一句。
刘震云：比如讲的话，一人到另外一人家里去，然后人家礼貌上问你吃了吗？要北京人的话，要不吃了，要不是没吃。那河南人不这么答，两种答法，一种的话，您先吃，另外一种答法呢，我不急。他这么说话并非要吃你们家饭，而是他的表述方式就是这么阴阳怪气，或者是一种很风趣的。然后一个人到我们家里来，就我的表述方式的话，首先见你的话，不会那么问的，就是说又吃过来的，又是不抽烟，又是不喝酒，这个话放到北京人他没法儿再接下去。但是河南人他能接下去。吃过昨天的了，不抽差烟了，不喝孬酒，孬酒的话就是比较次的酒。前一段还出了一个笑话，我觉得说河南人说得挺准确的，一河南人跟一北京人见面了，不是老说河南人骗人嘛，说河南骗子。北京人呢，也是特别京腔有些油腔滑调嘛，那个谝是言字旁搭个扁字，也是谝嘛，说北京谝子。两人见面了，北京人的话就是说，到北京啊，找我没什么事办不了的。
刘震云：河南人说，哟，大哥你得能办啥事？北京人，杀人找我，北京都能给你摆平，说那需要点什么？很简单，钱，这说到世界上一个特别根本的问题上了，说杀一人得多少钱，200万。河南人说大哥，麻烦你一小事，不杀人，给你2000万。你不要200万，给你2000万嘛，把你爹的照片往天安门城楼挂两天怎么样，北京人傻了，搭不下去了。这就是北京人。但你要换着河南人，能搭上去。
许戈辉：河南人怎么说？
刘震云：河南人，那可不行，你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照片那是俺舅，河南人会这么答法。但北京人的话，他们有时候比较说这个，就是河南跟其他地方的人的区别，我觉得的话，首先是语言表述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要思考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最后我就发现了，原因很简单，这河南这个地方沿着黄河而居，是兵家必争之地，灾难僻壤，经历的苦难太多了，用沉重对待苦难，这种直接的抗争是非常脆弱的，yesnot都是非常脆弱的，他们用一种曲折的方式，用一种这个阴阳怪气的方式，包括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对待一个坚韧如铁的这种灾难，效果就产生了。
刘震云：当初1942的话，包括那个小刚的话，说要把他拍成电影，当时我们两个进行过，1942好多的这种探讨。
许戈辉：长时间的探讨？
刘震云：这探讨最后就发现一个问题，1942是一个灾难，但是你要把灾难拍成灾难的话，其实你是不用拍的，因为有一个电影叫《辛特勒的名单》，但是它独特的东西，面对灾难的时候，他出来的是一种幽默，幽默的背后是一条忧伤的河流，我觉得这个比较反映这个民族的特性，中国人只要人一多，在一起都是笑语欢声的，在饭桌上说那么多的黄色笑话，但是你发现一个中国人在街头走的时候，一个民工蹲在街头的时候，他眉宇之间是有一丝忧伤的，我觉得这是饱经苦难的后代，一个在眉宇之间的一种记忆。
1942年的话，就是这个饿死30万人在逃荒路上，他们对待死的态度，你是想不到的。你以为他很愤怒，或者很悲伤，但是他们临死之前，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丝幽默。一人死了，临时之前他想的不是妻离子散和生死离别，他想起了两天前死去的老李，老李跟他是好朋友，他说老李两天前就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我值了。这一个人就走着走着，他饿死了嘛，咣当就倒了。就在饿殍遍野的时候，人吃人不是个新鲜和不道德的事，后来那人拔下裤子就钆肉，没肉了，钆着骨头了，他就醒了。一转头说大哥我还行，那人端详了一下，你不行了，他想想自己真不行了，咣当就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精髓，这个精髓是这个电影，区别于别的电影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东西，也是这个民族区别别的民族特别核心的东西。
刘震云：幽默的话，有很多种，我觉得能达到这个层次的话，幽默不是说当面说笑话，一笑这叫幽默，而是在这个笑话它背后藏着一个不同的见识，而在这个不同的见识上，两个人交会了，在心里边笑了，出现会心一笑，我觉得这个是区别于现实中，河南人的一个挺关键的地方，也是要沿着河南人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几步的一个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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