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讲述台湾白色恐怖时代
2007年11月29日 21:52凤凰网专稿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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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播:周日20:30-21:00

重播:周一13:25-13:55

嘉宾:叶嘉莹

1948年冬天台湾印象

叶嘉莹(一下简称叶):我1948年春天3月结婚的,当时我还是在教书,那个时候是到南京去教书的,因为我先生那时在海军工作,在南京。我到南京马上就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这听上也很巧,就是我们租了一个房子,我们对面有另外一间房子。有一位女老师,她也是租了一间房子,那我刚刚到南京,没有工作还,我就每天就是看书。要不然我就做诗,或者给我北京的同学们写信,亲戚朋友们写信。对面那个女老师,她在南京一个圣山中学,她是那边,私立中学的还算校长,她就老看我,每天爬在那里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她就跑来找我,她说他们这个圣山中学要教育的老师,所以就把我找去教书了,所以就那么在南京那么短,我们三月去的,然后到11月就是解放战争了。

1948年底,我先生在海军工作,那国民政府人就要撤退,所以那时候我就匆匆忙忙的,跟他坐船,我们从南京到上海,上了那个船叫中心轮,然后就到了台湾,下船的地方就是基隆。从基隆下船以后,因为他们海军在左营,还在高雄的南边,我们下船的时候,那天刚蒙蒙亮,还没太亮,就上了火车,那时候台湾的火车都是慢车,没有快车,走几分钟就停一下,走几分钟就停一下,一直走到夜里11点多钟,才到他们海军的左萦。

记者:那你往窗外看的时候,你现在记忆中是什么画面?

叶:记忆是因为我们坐的是海岸线,台湾的火车就山线有海线,山线都要钻山洞的,就是山线,海线好像是走得慢一点,就是沿着海走,那时候我刚到台湾,我就很好奇,我真是觉得台湾的景色,那个山、海,沿海的海边的石头,你在我们北京是不靠海的,所以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景色,所以我这一整天,从天蒙蒙亮到半夜,我就拼命在看外面的景色。

我小的时候在北京长大,而且是在抗战的沦陷区,平常连城都不敢出的,所以我觉得突然间看到,我从来没看见过的景色。这是一路就看这一些个山海的景色,等到11点左右到了左萦。那时候当然是台湾,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发展,我们一天都在火车上,下来就找一个地方吃点东西,因为火车站旁边就有一个竹棚子,没有什么很多餐馆、饭馆什么没有,就是很荒凉的。因为左萦它不是一个城市,它是军区,就是很荒凉,一个竹房子一个小店,然后晚上那么晚了,我们就进去,看着他没什么。台湾有名的就是米粉,炒米粉,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白天看到这个景色,就是自游奇绢灌平生,然后晚上,我就在,灯光又很暗你晓得吧?那个竹棚里边灯光很暗,那个竹强上都是壁虎,吓死我了,我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这样。那是我1948年冬天到台湾。

“白色恐怖下的”思想问题

记者:您先生是哪一年被被抓,是1949年?

叶:我是1948年3月结的婚,1949年的8月,我生下第一个女孩,那时候我就已经在彰化另外一所中学教书了,我是到处,我这62年都没停止过,马上这个学校接那个学校教书。我还是在一个学校,在彰化,在台湾的中部偏南一点,我在彰化女中教书,我先生在左萦海军的军区。那我刚刚去教书的时候,我怀孕还没有生产,我就住在单身老师的宿舍,可是暑假以后我生产了,而且我说我这个,我生了两个女儿,生产都是在暑假,连产假都没请,所以我的教书没有停过,我就开始去教书,但是有孩子不能住单身宿舍了,那个校长是女校长。她的先生在台北,那个台湾师范大学做教部长,平常也不回家,所以就是一个女校长,她有一个儿子念小学的,那么她一个人来,她就找来一个她的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个女同学,也在这个中学教数学跟物理的,带着一个念小学的女孩,是两个妈妈,带两个小孩,那么我也有个女儿了,所以她们就说我们还有空房,你也过来住吧。我们就三个妈妈带了三个小孩,就住在校长馆舍里边。

叶:那时候就是1949年的圣诞,我女儿是8月出生的,那圣诞的时候,是圣诞夜嘛,12月24号晚上,我先生就从左萦到彰化来看我们,我还记得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他还跟校长两个人在下跳棋,那很晚了我们就睡觉了,第二天天没有亮,就有人敲门,敲门就是来一群海军的人,就把我们住在那个房子的东西,没有翻校长那边,就是我跟,我自己这个住房通通翻了,所有的东西都翻了,然后就把我先生带走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什么事情,因为他们带走他也要坐火车走,我就匆匆忙忙抱着我的女儿,就跟我先生一起上了火车,就一直陪他一直送到左萦,送到左萦,因为左萦这个工作是我先生的姐夫介绍他去的,我就到他姐夫,他姐姐家,然后他就被那些个海军的那些个军队的人就带走了。

记者:这一关就关了三四年吧?

叶:对,他关起来以后,我本来等两天,我是希望得到一点消息,到底怎么样,那就打听不到任何的消息,没有结果了,虽然他的姐夫也是在海军工作,他也打听不到消息,那我不能不生活,所以我就抱着女孩一个人坐火车又回到彰化继续教书。

记者:可是您看您小时候家境很优越,到了后台,您一直在学校教书,整个的环境都比较地单纯,突然间遭到了这样的变故,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叶:很大的打击,但是我回来以后人家问,说你先生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事。

记者:非常镇静。

叶:而且不露声色,我说没有什么事,因为如果我先生有了,他们那时候叫白色恐怖,思想问题,所以白色恐怖就是这个国民党刚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共产党也打过来,所以他们就想很多大陆的人,说不到思想都是左倾的,是共产党埋伏的间谍,抓了好多人。说当时蒋介石说,宁可错抓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人,当时就是这样说,所以他就。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如果说他有思想问题,那可能这个学校马上就不叫我教书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因为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有工作才有宿舍,然后才有薪水,才可以生活,你如果一旦失去工作,就是真是无家可归,所以我就说没有问题,不动声色,我就继续教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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