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讲述台湾白色恐怖时代
2007年11月29日 21:52凤凰网专稿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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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教师苦学英文900句

记者:在哈佛那时候讲学,不仅要用英文讲,而且还得讲中国的这些。

叶:还不是,在哈佛并没有,这个你要这么追我这故事可能很复杂了。我的英文其实并不好,因为我的老师也是学外文的,我父亲也是学外文的。我小学也背一些儿歌总而言之,可是我从中学,日本人来了开始,我就把英文丢下来。大学我学的是中文系,所以我并没有学这个外文,可是我不说我到台北,然后就被拉去教大学,然后在台大后来就教诗选、杜甫诗,丹江也诗选、词选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辅仁大学复校了。就是戴军仁先生,戴军仁先生是我大学的大一国文的老师,他当时也是台大教授,他做了辅仁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也把我拉去教书,所以三个大学,所有的诗选、曲选、杜甫诗,桃仙诗人,都是我在教还不说,我刚才还说了,我除此以外还在教育部的,台湾教育部的大学国文的广播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我不说我教了这么多学校吗,后来有了电视,我还在教育部的教育电视台讲古诗,所以那些个西方人要想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我们大陆是封锁,不跟资本主义来往,对不对。所以就都到台湾来学,台湾来学,他就会碰到这叶嘉莹怎么这里也教,那里也教。

叶:所以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就有这些西方的学者来听课,西方学者太听课,然后详细的我还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一年,有一年那个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当时是钱司令,钱司令就跟我说,这是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每年暑假学生毕业就有谢师宴。就请来了校长、老师,就是在1965年,1965年中文系的谢师宴的宴会上,请了钱司令校长,钱司令校长来了,就见到我,说叶先生,你要准备准备英文,因为我同意了把你交换到美国,就这么告诉我这么一句。然后学校就给我安排,让我去补习英文,让我去补习英文,我这个人还是真的是挺用功的,所以我在学校里面读书,老师都喜欢我这个好学生,你知道我去补习英文,学校安排的说把你交换出去,我们念什么呢,这些个出去的人,念英文900句听说过吗?

记者:我们好像上学的时候也学过英文900句

叶:对,英文900句,教书的老师当时都是外国人,美国人,就是他不说中文的,就是你要知道学另外一种语言,就跟我们学古诗一样,是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语言除了你多说,多背以外,没有更好的学习方法,所以那个老师是外国洋人,他就让我们背,你那个英文900句都是废话,也没个故事,也没个情节,一句一句要背,你晓得,不过我这人从小是背惯书的。

记者:但是也不够你日后到了美国去教书的时候,应付去讲课啊。

叶:那因为现在是交换,把我交换去,把我交换去,我就跟校长说了,我说我的英文不够好,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去教的是他们东亚系的学生,东亚系的学生是学过中文的。而且在你真正出去之前,你补习过了,现在你马上要出国了,外国人很严格,有口试,所以那天就是刘重红就是关这些中美交流的,就通知我去口试,那我就去口试,那口试我的人是谁呢?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原来哈佛远东系的系主任叫海托尔先生,他的口试,都英文嘛,反正他都问我英文,我这个人反正我就用英文回答。

匆匆忙忙去哈佛

叶:海托尔先生在吃饭的时候,给我谈了很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他也是用英文,我这个人,我不是很能背嘛,而且我是教古典文学的,杜甫、李白我总是知道,我可以简单拿英文回答他。那吃完饭以后,刘重红教授就雇了一辆计程车送我到我的家。

海托尔教授问我,说如果哈佛大学有机会你愿意去吗?哈佛大学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学,我说我愿意去,当然开开眼界嘛。我就回家了,好,这个第二天早晨,刘教授的秘书就又给我打来了电话了“昨天那个海托尔教授把你送回家以后,他就原车回到刘教授那里,说哈佛大学要请你”,我说不行,我说钱校长给我交换的是密西根大学,那个海托尔先生就说,说你跟她说交换的教授,可以学校派人,他不派你,就派另外一个老师去交换,你就到哈佛大学来,他让我去跟钱校长说,我这个人是很听话的,我就跑去跟钱校长说。钱校长一听就非常生气,说我是前一年告诉你的,说要把你交换去,还叫你补习英文,现在马上人家要开学了,现在是6月,9月就开学了,你怎么能够临时说不去了,不可以了,你一定要到密西根去。那我就告诉刘教授,转告这个海托尔先生,我说钱校长不同意,我不能去。这个海托尔先生,因为他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他是很想找一个中国人去合作,所以他就想,他说这样好了,密西根大学是9月开学,那时候不刚刚6月嘛,你现在马上,我就先请你到哈佛,你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再去美国密西根大学。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就去了哈佛大学。

“何以天公人罚我”——女儿的离去让我倍受打击

记者:离开故土那么久,1974年你是第一次回国。

叶:我在加拿大教了几年书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跟我们祖国通信了,因为那时候这个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往来,后来加拿大建交了,加拿大跟中国建交了,我就想加拿大既然已经跟中国建交了,我们应该可以申请回国探亲了,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我要回国探亲,那我这封信就寄到我的老家。那个时候我们老家没有搬,虽然是大杂院,但是我弟弟还住在那里,所以他接到我的信,他又问了领导,领导说可以回信吧,就回信,所以我是1974年就第一次会到祖国来,我写了一首长诗,关于这一次的经过,你可以参考这首长诗,叫做祖国行,2700字的长诗,记载整个的历程。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还是在文革中间,我想我以后大概只能够以一个外国游客的身份来旅游了,我不能回到祖国来工作了,这是当时的想法。可是1976您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所以1977年,1976年就是那年一方面咱们国内是四人帮垮台了,另外在我自己个人的人身上发生一件很大的不幸,就是我刚刚结婚三年的大女儿,跟我的大女婿他们两个人出去的时候,发生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因为你一见到朋友,人家一问起来,这都是很难过的事情,那我一说就会哭,或者会流泪,所以我把我自己关起来,关起来我写了好几首诗,在我的诗词稿里面有,就是悼念我女儿的,我写过悼念我母亲的诗,我母亲去世,悼念我父亲的诗,现在我写了悼念我女儿的诗,所以我说一生几度有颜开,我这一辈子,真正能够开颜,欢乐的日子是不多的,风雨逼人一世来,狂风暴雨,不管是灾年还是生活的要插孔的种种的艰难,风雨逼人一世来,何以天公人罚我,就是上天还给我惩罚,不宁欢笑但余耳,到我老年50多岁,还给我这么大的一次打击,这是1976年的事情。

从北大到南开

叶:1979年夏天,我就得到国家的回信,说欢迎我回来教书,就安排我到北大去教书,所以我就在1979年的春天,3月,我就回到自己祖国来教书了,我就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反应也很热烈,当时接待我的陈一兴先生,袁行佩先生什么的,好几位先生,我们都谈得非常好,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南开大学的李继野先生虽然是在文革时候受过冲击,现在已经回来了,在南开大学的外文系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李继野先生我跟他是在台湾就见过的,他是我的老师的好朋友,而后来因为白色恐怖我被关了,他就跑回来了,所以我看到他的消息我很激动,那个时候,你想1949年到1979年,是整整30年了,距离我从到台湾见他,真的是30年了,我就马上写一封信,就问候李先生,我说我现在已经回国,在北大教书,李继野先生马上就给我一封回信,说你回来教书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说是但是北大的这个老师教古典文学的很多,我们南开很多老先生,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很多不在了,我们更需要你,你到南开来吧。这是李先生叫我来,所以我就来了。


叶:那时候我就在南开教书嘛,说干脆让他到南开好了,我说好啊,我南开还念中文系,中文系老师都跟我很熟,我说把他托付给中文系的老师好了,所以我小侄子就到南开大学来读书,他南开。

记者:你的亲人就在身边了。

叶:他南开大学毕业以后,后来他出国,现在在日本北九州大学教书,他是南开校友,然后他到日本,认识了一个日本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研究,本来是中国历史,后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日本的女孩子,叫同岛熏子,同岛熏子要进修中国古典文学,又来到南开大学念的一个硕士学位,回去又念一个博士学位,现在也在日本的一个女子大学教书,那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读书。我就是利用暑假期间,放假期间,或者我在加拿大请求一年休假,就是我只拿60%的薪水,就给我一年的假期,你就可以回来教一年,所以我看见过马蹄湖的荷花开,我在这待一年嘛,那后来我一直到我1989年,1990年,我加拿大退休了,当时我其实,我在大陆教了太多的大学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一直教到新疆的大学,教到甘肃的兰州大学,我教了太多的学校。那后来我退休的时候就很多别的地方的人就问我要不要回来,在一个地方教书,那当时呢,我就选择了南开,因为南开毕竟离北京,离我的老家比较近,而且我的侄子跟我的侄媳妇都是南开的校友,所以我就选择了南开。选择了南开就本来只是教书而已,但是我这个侄子是很喜欢多事的人。

叶:当时的,所有南开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当时的南开的这个什么,这个外办的主任是庞先生,姓庞的一位庞先生,那个庞宋风旁先生,这个庞先生跟我侄子两个人很熟,我侄子从日本每年都回来。这个外办的庞先生就跟我侄子说,说我回来不要只是教书,说最好办个研究所,其实他们那时候本来是想把我的研究所挂在他们的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现在只是教语言,如果成立,成立一个外国语学院研究所,他们就可以也有研究生了,就想要这样办,本来他们是想让我这样做的,我当时就说不成,我说我这人只会教书,我说我对于行政完全都不懂,何况中国的行政,我更不懂了。他们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来,我们自然会有人管这些行政的问题,就说来说去,所以就说弄个研究所,当时还不叫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叫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

记者:这样和外语会沾点边。

叶:这个名字很奇怪,教了几年,可是因为外语学院没有成立研究所,没有,所以那我就空空叫研究所的名义,但是还没有能够真的招研究生,这个时候就是加拿大的,我的一些朋友,就知道我在这边成立了研究所,当时刚刚办的时候也很困难,就我们研究所就是挂靠在地方,有没有真正的什么经费,什么办公啊什么都,很困难的。所以就借用了东方艺术系的一间房间做我办公室,借用一些教室。我侄子我就在埋怨他了,我说你教我来,我也办不下去,怎么办呢?又没有经费什么,我侄子就每年带一批日本的学生到这边大楼,就给我盖了个研究所的大楼,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中文系陈洪先生做系主任,就是说把我们这研究所离开这个外语学院,到中文系来了,所以我们就等于就到中文系来,现在我们是属于文学院,文学院下边有中文系,有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有东方艺术系什么的,属于这方面,属于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就跟中方系合在一起了。

记者:我知道你除了研究所以外,还有您在UBC大学的退休金,做了两个奖学金,奖学金的名字分别叫托安和咏言。

叶:这个不是在UBC,这就是在南开大学。

记者:你用UBC的退休金是吧,做的这两个奖学金?

叶:对对对,我想既然是学校教我来教书,我现在就是我说,自从我女儿出了那个意外的车祸以后,都不在了,我就觉得人生实在是太渺小了,在时间上,我们是短暂的,人生不够数十寒暑,在空间上我们也是狭小的,就跟你周围的这些个环境,所以就是人生经过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难以后,反而把小我打破了,个人是短暂的,文化是永恒的,所以我当时就把我的退休金就是成立了两个,建立两个基金,托安奖学金,托安用的是我老师的,安明他的别号,叫托安。

记者:顾随老师的别号。

叶:顾随老师的别号,所以我就想,因为我的老师,其实我当然根本没有时间讲,就是我当年离开北京到南京去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诗,说分明一见旁其北,船筏赶烟无道难。我的老师同时给我写了一封信同日,说苦水,他自己称号他自己别号是苦水,说苦水假设有法客船,则所有法足下以近得知,此语对苦水为非夸,对足下以非过运。他说假如我苦水真的有法可以传的话,那么所有的法你就得到了,所以他给我一首诗,说船筏赶烟无道难,他说我到南方去是不是把他的法带到南方了,所以我就想我对不起我的老师,没有作出什么事情来,我的老师还对我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就用我的老师的名字,别号立了托安奖学金,那么另外我又成为一个咏言的这个研究基金,咏言大家一联想也联想到诗经的,诗言至歌咏言,觉得我是教诗的,所以就咏言,其实还不是,咏言就是结合了我那个车祸去世了,我女儿跟我女婿的名字,我的女婿名字叫咏庭,钟咏庭,我的女儿叫赵言言,所以咏言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托安奖学金是纪念我的老师的,咏言的这个奖学金的名字是纪念我的女儿跟女婿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为了,为了中国古典文学能够传播,所以我真的是,这是我的余生惟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就是这样子。

曾经想过自杀

记者:我刚才听您讲述,不论是讲到说先生关起来那段艰难的日子,一个人带(女儿),还是讲到后来大女儿跟女婿不幸的遭遇了意外,我觉得您都特别平静,我想知道就是面对艰难和这种不测,支撑您的那种理念到底是什么?

叶:就是我也不是一直这样乐观的,我在最困苦的一段时间,前几天我在他们,我的学生的班上讲到,王国维的悲观哲学,说王国维后来自杀了。其实我最困难的未来的困苦,我还其实,我可以忍受,其实是真正的就是家庭之间的一些个痛苦是更难忍受的,所以我其实也曾经想过自杀。

记者:你真的想过吗?

叶:我很认真地想过,我想自杀有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煤气。因为你不知不觉你就离开了,但是我毕竟没有做。

记者:这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想到的?

叶:是我就是我后来是解脱出去了,因为我真是为这个家庭可以说我从,我1948年结婚,1949年生下我的女儿,我先生就被关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工作倒无所谓,我觉得艰难一点,我可以养家的,可是我先生,我就是说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被关了,或者是被什么,总而言之,他这个人是没有一种,你说他回来什么可以讲讲,你在苦难时候遭遇,他在被关的遭遇,他不讲,他没有,他不肯交流的,他是一个从来不肯交流的人。而且他,因为他有很不得意嘛,他又被日本人也关过,白色恐怖也被关过,而且他平生实在没有什么就是完成,或者是什么,所以他,而且他的传统的中国旧的男人的那种想法,他是觉得,后来都是我出去工作来养家嘛,他心里不大平衡

记者:所以您会在就是很…想到自杀?

叶:他而且是有的时候是非常凶暴的。

从师生情谊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记者:像您这样一个很理性的,读过那么多的诗书的人,会想到自杀,我会想到那个时候,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你可能承受的一种压力,还有自己感觉到的那种孤独。

叶:我其实不大夸张这一方面,我也不大谈这一方面,我还是很坚强的,我就是,你像我先生被关着,我没有对任何人,就是我真是那时候要自杀,我也不会表现,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只有做出来再说。但是现在我已经打破了,我经过历经苦难以后,当最大的苦难发生了,当我女儿又去世了,我反而把自己打破了,我自己说的,我现在不再为个人而活了。一切都过去了。

记者:你仿佛从这种师生的情谊中得到很多心灵的慰藉,您刚才谈到您的老师,谈到您教师的一些学生。

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因为在我们就是在人生里边,真正你的思想,就是说能够接近的是你的老师跟你的学生,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古代文学皇帝要给你诛灭一家的时候,不但是你家族的九族,有十族,有老师那一族,因为学生跟老师的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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