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平透露奥运主播选拔内幕 高考曾险些“被落榜”

2012年04月24日 11:30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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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豫：如果没有受伤的话，有可能走专业的运动员道路吗？

孙正平：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个天赋，我曾经打过，在崇文区的少体校，当时教我们那个教练呢叫张保弟，他在五十年代曾经和庄则栋合作，拿过混合双打的冠军。

陈鲁豫：那您打得怎么样那会儿？

孙正平：我打得不行，那都刚开始嘛，就等于是从那个推挡，从基本功，这个对攻，从这些开始学起，但是没有学出来，后来我也想运动出不了什么名堂，就改说吧。

陈鲁豫：打不了咱们就说，不过那时候因为赶上了文革那时候，学生当时可能也就没有说像现在要高考，很多人希望能够上山下乡，去兵团是最好的选择，您当时做得很绝，把户口都不要了。

解说：少年时代，孙正平就狂热的喜欢体育，乒乓球、篮球、足球，几乎热中所有的体育项目，并且在那个时候，迷上了体育播音，因为家里没有收音机，孙正平就经常在别人家的窗户下面听收音机转播比赛，一听就是两三个小时，嘴里还模仿着播音员的强调。然而1967年，孙正平还在上中学时，文革开始了，全国所有学校都停了课，孙正平也参加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那时只有上山下乡一条出路。

孙正平：我们最开始也希望到东北建设兵团，因为兵团毕竟是管理上更规范一些，也能挣少许的工资，可能是大家的第一个追求的目标。

陈鲁豫：选择。

孙正平：选择的目标，但是我们去的很少，人员很少，以当时我们那个六六届为主，六七届就补充了个别的人，我们六七届呢，当时大部分是插队，最早呢先是内蒙古，完了以后就是山西，山西完了以后就是陕西，陕西完了以后就是云南，就等于越来越远了，所以大家大会儿也是年轻人嘛，这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就要求去山西。

陈鲁豫：户口都不要了，在北京的户口。

孙正平：不是不要了，就是你插队，你必须得先要迁户口的，那时候就表示自己的一个决心，我们很多班里的同学，就是自己背着家里拿着户口本，一起到了这个派出所，先把我们的这个户口销掉，那时候年轻人想得也没有那么多嘛，就觉得这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吧。

陈鲁豫：这是？

孙正平：这个照片就是我和我的一个，又是同学又是邻居。

陈鲁豫：一起去山西插队的。

孙正平：一起去。

陈鲁豫：就离开北京那一天拍的。

孙正平：离开之前，我们俩都笑咪咪的，其实火车开动以后。

陈鲁豫：他们说很多人走的时候，很多人在火车上哭成一片。

孙正平：这个张建明他就哭得是一塌糊涂。

陈鲁豫：您没哭吗？

孙正平：我倒也没有，没有那么伤感，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么艰苦，或者那么，那么悲观吧，就觉得既然去了，自己迁的户口，那就要面对现实吧。

陈鲁豫：到那以后是很苦的。

孙正平：那你想干农活，就是农民呀，跟农民一起就是早上天一亮，就是下地。

陈鲁豫：您都干过什么呢？

孙正平：你别看我这个好像白面书生似的，文文静静的，其实那种农村的脏活、苦活、累活、危险活我都干过。

陈鲁豫：比如说？

孙正平：比如说打那个胡基，山西叫胡基，就是打那种草坯的那种砖，打出来，那是很费力气的。打井，打井呢那也是一个非常苦的活，就是比如两三个人一拨，过了一二十分钟，二三十分钟再上来一拨人，再换一拨人下去，后来我一个同学很不幸的，我们一起插队的，就是摔下去了。

陈鲁豫：摔到井里去了？

孙正平：摔到井里以后呢，当时这个井还没有挖出水来，在没有挖出水来之前有一种土叫料解土，这种料解土其实比这个砖头还硬，那么后来摔的是高位截瘫，但是现在非常不幸，我这个同学呢多年前已经不在了，就说很危险的事情，包括我们上山拉那种黄瓜干子，或者拉那种这个煤炭，一个人拉要八百八十斤，甚至有时候再装得满点九百多斤，将近一千斤，就一个人一个车呀，要自己就驾辕呀。

陈鲁豫：年轻人在那么苦的环境里面，对未来还会有一些梦想吗？想我只要在这儿能够把工分挣好就行了。

孙正平：其实最开始几年，我觉得没有更多的想法，大家觉得已经到这来了，但是那个条件之艰苦是没有想到的，比如说离县城有十五公里，而且呢没有电灯，都是煤油灯，我们住在一个大通铺呢，七八个同学住在一起，这个院里呢到夏天的时候，都没有窗户纸，都能，甚至能看到星星，刮风的时候还得拿别的东西挡一挡。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那么你要说没有理想呢也倒不是，就是从差不多1972年，1973年那会儿恢复高考以后，大家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这种想法追求。

解说：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孙正平千里迢迢来到山西省稷山县一个偏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起了农民，在插队期间，他打过水井，做过车夫，挑过近千斤的重物，兼职过村里的民办老师，甚至还在县城做过饭店的厨师。一个转变人生的机会却悄然向他走来。1972年，全国开始恢复高考，从小就热爱体育的孙正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决定报考山西大学体育系，可以说这次考试改变了他的命运，否则不可能回到北京，更不可能进入中央电视台。

陈鲁豫：讲到高考，大学这段您常常会想到帮助过您最多的是谁。

孙正平：应该说我上山西大学之所以能够最后成功，特别要感谢两个老师呢，一个叫陈玉信，今年已经将近九十岁了，另外一个老师叫吴国秀。在我整个这个上大学的过程当中，跟他们见过两三面，有两次是在运城，一次是他们来到县里看我的体检情况，我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当时来到，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对我比较感兴趣，到稷山县来了解我的身体的检查的情况，最后定下来就要我，但是到了最后，最后一关，就是教育局，教育系统的招生办的和我们县里一方的，三方最后来敲定最后人选的时候有一些变化，就是他们想把我这个名额拿下来，他们只是认为知识青年呢，是飞鸽牌的。

陈鲁豫：飞鸽牌是什么意思？就是会容易飞？

孙正平：你这个大学学了几年以后，也可能最后你回北京了，或者到其它地方去了，那么实践证明后来我也是回到北京了，所以也不能说人家。

陈鲁豫：你也的确是飞鸽牌的。

孙正平：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后来呢，就是想换另外一个人，换另外一个人，这两个老师就非常主持正义，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县里要是换一个人，不管换谁，你们县这个名额我们就不要了。

陈鲁豫：他们为什么这么看好你呢？

孙正平：我呢在当时考试的时候，一共考了十一项，我没有一项是第一名，但是我十一项平均下来，我是整个在二百多个考生当中我是第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那会儿我在县里就是搞广播，我当过老师嘛，民办老师，我是早上、中午和晚上有三段播音。

陈鲁豫：都播什么呢？

孙正平：好人好事啊，一些大会的通知啊，一些其它方面的这种报纸啊，或者大会的文件啊等等，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就知道我呢声音不错，山西大学体育系还缺少一名，以后能够在体育转播，体育运动会当中能够帮助他们播音的人。

陈鲁豫：所以一致看好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