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占平专为为死囚辩护：四分钟刀下留人

2012年02月22日 11:01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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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占平：是的，是的，这个一点都没有夸张。

陈晓楠：多了一缕白头发。

朱占平：是的。

陈晓楠：一夜之间。

朱占平：就这个鬓角，两鬓都白了。

陈晓楠：可能好多人挺难想象的，因为你毕竟办的是一个别人的案子。

朱占平：这个案子确实让我受了很大的一种熬煎，这个情绪上的起落是非常大的，当我很顺当地把这个材料交给最高人民法院以后，我松了一口气，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说明天就要执行，我一下就掉到深渊里边了。

陈晓楠：就好象看到那个董伟的那种眼神似的。

朱占平：是，他自己都觉得说，说我不会死的呀，我也告诉他，我说你不会死的，你这个判决是不对的。

陈晓楠：所以你也觉得你愧对了一个承诺。

朱占平：是。

解说：当夜的北京大雨倾盆，4月29日早六点半，一夜不眠的朱占平就走出宾馆，浑身瞬间被雨水淋透，早七点，朱占平就赶到最高法院的门口，他本想在上班的人群中等到昨天接待他的女法官，苦等无果，他又想进去寻找其他的法官，结果被门卫阻拦。

朱占平：在外边跟他反复说，我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马上就要执行了，门卫的人警卫的，他不管你这事儿，他说那不行，我跟他怎么说也不行，后来一看旁边那个人说我进去买公报，我说那我也进去买公报，他说那进去，其实他知道我去干什么，前面我目前在那儿已经缠了好长时间了。

解说：借口购买最高法院公报，朱占平混入高院的办公大楼，没想到此时办公楼内正在搬家，办公室的顺序早已被打乱，很多电话也还没有重新安装，朱占平还是无法找到曾接待过他的法官，与此同时他还必须与陕西那边法场旁边董伟的亲人们保持着实时的联系。

朱占平：他们已经把这个死人的衣服都弄好了。

陈晓楠：他父亲说是已经就是。

朱占平：已经把墓都挖好了，墓都挖好了，棺材都拉到这儿了，就等着收尸呢。

陈晓楠：他们也觉得大势已去。

朱占平：嗯，他妈中间跟我说，朱律师我们知道你尽力了，算了，已经来不及了，但我没他们劝阻，我还是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来了。

陈晓楠：为的什么呢？

朱占平：对我来说，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还是尽量把这种公正和公平留给他是吧，他毕竟是一条生命啊。

解说：又费了几番周折，朱占平才终于找到了正准备搬家的刑事一庭，此时已是上午10点，距离董伟被执行死刑仅差半个小时，在一片狼藉的办公室里，面对着素未谋面的李武清副庭长，朱占平只能用最简短精确的语言复述案情。

朱占平：那沙发上都摆的他那些书籍，他推开说先坐下坐下，给我弄杯水，你喝点水，别急别急，我说不急，马上要枪毙人了，我不急吗。

陈晓楠：我估计你那样子也把他吓着了。

朱占平：是的，是的。我当时给李庭长陈述这个案子，大概前后就三四分钟。

陈晓楠：你得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他。

朱占平：对，最能打动他的话，然后他马上就决定，他就看了一下表，说哎呀，特别紧，已经刻不容缓了，就像救火一样的，那时候人还都有那个BP机嘛，我就拿那个当表掐着。

陈晓楠：像是和时间在赛跑的感觉。

朱占平：对。

解说：李武清拿起了电话，朱占平盯着BP机上的秒表，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电话经过了几次转接，终于接通了现场执行法官的号码。此时已是10点24分。

朱占平：他直接就要了高院的院长的电话，同时又通过那儿要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执行法官就接到电话，说你们延安那个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一个董伟的案子，（对方）说对无，说这个案子律师反映有点问题，先停下来，下午我会给你们一个暂缓执行令，现在只能口头。

解说：李武清的电话刚刚挂断，董伟家属的电话，马上就打到了朱占平的手机上，此时时钟显示为10点26分，距离董伟被枪决只差了四分钟。

朱占平：这时候我们就听见电话里边传来他们家的人喊，救下了，救下了。那天同时拉出去两个，那个毙了。他们在电话里就哭着说，哎呀，救下了，又把他带回来了。

陈晓楠：你当时什么感觉听到他们。

朱占平：我当时我特别激动，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在那儿也就我和李庭长两个，我就一把就把他手抓住了，我说我为共和国有您这样的法官自豪。

当我从高院出来以后，我就让别人给我，我把相机拿出来，站到高院那儿，给我在这儿留一张影吧。

陈晓楠：为什么在这时候想照一张相？

朱占平：就那时候看着那个国徽呀，确实是一种，那么亲切，那种崇敬之情那就真是油然而生，从内心深处。

我是五一那天的火车，回去以后他的父亲和表哥，背的小米绿豆到我们家来了，就在家等我呢，说孩子命是你给的，我说别这么说，我说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救了你。

解说：这就是朱占平所经历的“四分钟枪下留人”的故事。那一刻他说他心中的欣慰与成就感无法用语言形容。朱占平1953年出生于陕西子洲县，学业有成后，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和编剧，但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1980年代初，故乡的亲人和当地权贵发生房产纠纷，官司打了十年没有结果，朱占平痛感法制的重要，1986年，已经33岁的他自学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正式“弃文从法”。

朱占平：从我开始做律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律师应该为老百姓说话，应该多想这些群众，因为我本身就是在那种环境中走过来的，我知道什么叫做委屈，什么叫冤枉。

解说：1992年，朱占平承接了律师生涯中第一起重要的死刑案件，四名年轻民工因年终拿不到工钱而决定挺而走险。他们共在三辆长途客车上打劫乘客，每人瓜分了几十元的赃款，被捕后四人均被判处死刑。

朱占平：我到外边打了一年工，我回去我妹妹结婚，我连一点什么礼物给她买不起，就想着说不管咋样弄点钱，当然这个理由也不是他抢劫的一个合法的一个理由，但是毕竟跟蓄谋图财的这种抢劫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犯罪了，这个罪行也是严重的，但是这种严重的罪行，不一定要用他的，非得拿他的生命来补偿。就是你判他无期也是可以的，为什么非要剥夺这么年轻的，这几条生命呢？

解说：经过朱占平的辩护，四名民工被改判死缓，这一案例为朱占平在当地带来了很高的职业声誉，十年后董伟的父亲董玉雄为救儿子一命，也是慕名前来。“四分钟枪下留人”，更是成为司法界一时焦点，众多媒体前来采访朱占平，然而仅仅138天之后，这起令朱占平声名鹊起的“董伟案”，却呈现出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结果。

法院维持原判 朱占平要做为死囚辩护的律师

解说：2002年9月4日下午，董玉雄忽然接到法院的通知，经复核，董伟被维持原判，并于明天一早执行。董玉雄连夜赶往延安，9月5日早7点，在法院门口，他被安排与即将就刑的儿子诀别，时限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