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钮益惠被囚35年后的两岸维权路
2010年07月21日 10:07 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解说:五个月后,钮益惠不顾家人的苦苦劝说,第二次偷渡台湾。

陈晓楠:那你不怕还得再受一次那个苦啊?

钮益惠:不怕,我这六个人的损失,我家破人亡的损失,给我多少,我绝不嫌少,给我一个正确的公道的评论就行了。

陈晓楠:你觉得不是为了那钱的数?就是为了这口气。

钮益惠:我这一生讨回一个公道结论来,行吗?

陈晓楠:得给一个说法。

钮益惠:给我一个说法。

解说:2001年2月24日,轻车熟路的钮益惠,再次来到了台湾,总结了第一次偷渡的种种教训,再次回来的钮益惠,已经是一个今非昔比,经验丰富的落偷渡客了。

钮益惠:台湾人是抓偷渡的,抓住一个,奖励三千到五千,警察。所以每个警察都抓偷渡。到台湾到台北火车站睡觉,警察查到我这儿,叫我就没理他,踢了我一脚,啊吧,哑巴,啊吧啊吧,我说这哑巴,我不能说话,一说话就抓起我来了,北京人哪,哪能敢说去。人家说你的身份证,装傻啊,什么身份证?他说你怎么不懂啊?我说啊啊,就这意思,啊吧着,他拿出一身份证,他说你的这个证呢?我说我大儿子打我,我小儿子也打我,我上这儿来告状。我说你们也欺负我,我就瞎嚷嚷,来来,别理他了,从那儿以后,我在火车站长期睡觉,长期是哑巴。这是老哑巴甭理他了,都知道我是老哑巴。

解说:第二次偷渡到了台湾,钮益惠立刻前往军情局,找上一次接待自己的胥继尧,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军情局竟答复,此人因犯事被抓起来了,对他所承诺的生活补助,更是矢口否认。谈到抚恤金赔偿,还是要根本不能提供的证明。钮益惠又一次陷入了窘境,很快就身无分文的他,成了台北街头的一名流浪汉。

钮益惠:我在火车站旁边一个高架桥底下,自个儿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四面都能进来,后来我交了一个朋友,是超市搞卫生的,他穷啊,台湾的超市一到晚上十点,所有盒饭都倒垃圾,所有面包都倒垃圾,这样那个人,一到晚十点,就给拿了好几个盒饭,来来,一块吃吧。

解说:曾经一心想当烈士,为国尽忠的钮益惠,流浪台北街头,他想不通为什么会遭遇如此的下场。最终他找到了几家报社,披露了自己和家人的遭遇,要求主持公道。破釜沉舟的钮益惠决定,这一次不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就不回大陆,并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

钮益惠:台湾,超市就是雨伞在外面挂着,十块钱一把,外面拿雨伞到里面交钱,我一没有(钱)呢,拿几把雨伞到这儿卖,十块钱一把,这就够我生活费了。

陈晓楠: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钮益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来,我每天晚上就给我老婆打一电话,每天晚上,晚上八点,这个电话费在台湾,也厉害着呢,后来我跟我老婆说,晚上八点,响三次铃,就是我给你打电话了。后来我每天晚上八点,我给我老婆电话,噔儿地响着,响一次我得挂了,然后再拨一回,响两声,我老婆知道,这是我来电话了。

解说:在媒体记者和立法委员陈学圣的介入和推动下,两个月后,军情局方面终于有了一个答复。

钮益惠:陆军中将局长薛石民,给我来了一个条,钮员多次申请补助,确实考虑钮员死难家属的历史,一下就给他三千美元,我说你这叫什么钱啊,你给我这三千块,你现在这个证明在我这,他要是不给我那我话说,你给我三千美元叫什么钱。我由台湾有偷渡路费,花了两趟偷渡,花了将近一万美元。你给了我三千美元,我请问你这叫什么钱?

解说:无比愤怒的钮益惠,通过立法委员把材料递交台湾“监察院”院长,状告军情局,但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钮益惠:最后啊,我最后已经决定,在那儿跳楼了,对,我已经在哪儿跳,地方都已经写好了。可是立法委员那助理啊,把我带到饭馆,我们俩在饭馆吃了一顿,他说,你不能跳,你跳,得顶多三天五天,有你这个人,不就完了吗,谁还管你去呀,你别跳,你想办法把你的嘴留下,你总有一天会说的。

解说:几天后,钮益惠被送进了宜兰“大陆人民处理中心”,遭受了数月比新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礼遇”。2001年11月钮益惠被再次遣返,回家后罚款一万。

2009年6月的一天,我们来到了羊北村,找到已经七十五岁的“九爷”钮益惠,因为打了近十年的房产官司,至今也没有结果。钮益惠在杨北村,没有自己的住房,一家四口一直租住在这个远方亲戚的小院中,每月租金三百元。

一部电台一个人生 军统特务自嘲是“小丑”  

钮益惠:现在我在派出所,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陈晓楠:为什么?

钮益惠:我是重点保护的,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就是一有什么事先注意我,我得随时,有所长对我负责,片警对我负责。只要这儿一开会,北京这儿一开会,马上就告诉我,到哪儿去,给我一个箍,让我站岗去,站岗就是不是为了让你站岗,就是为了别让我满世界去。

陈晓楠:就是你觉得到现在国民党特务,这仍然是你身上的一个符号,一个标签?

钮益惠:这个国民党特务洗不掉。

解说:两次偷渡台湾,钮益惠欠下了近三十万元的债务,至今也没有还清,为了增加点收入,钮益惠东拼西凑,买了一台自动麻将机,村民来玩就收取一点茶水钱。

钮益惠:就指这个挣钱,这个机子挺快,你知道吗?我就在这儿睡,就晚上睡觉睡这。院里这些,这房东对我特照顾,我儿子每天回来,就是睡这儿,这是我儿子的卧室。

记者:你儿子住在这儿。

钮益惠:我儿子就住这儿。

记者:那冬天怎么办呢?

钮益惠:冬天只能上我那屋去凑合,但是这房子马上要拆了。必须得走,上哪去必须得走。

记者:那拆了以后这样你们住什么地方?

钮益惠:现在没地住了,我就是求镇里求这儿,求那儿,到处求,现在租房我租不起了。

解说:无房可住的钮益惠,不断地到大陆有关部门,请求帮助解决住房问题,但他仍然不会忘记,每月按时给台湾军情局和监察院写信,发传真,继续讨要说法。

钮益惠:我这儿有一份材料,就是军情局给我寄的,让我去台湾领两万一千块钱去,让我把证明寄过去就给钱,不是我不给你钱,是你那不来证明。好像他很有理似的。你看,到2009年8月,他又给我来这么一张纸,这不是2009年8月几号,这人姓钟。

陈晓楠:回头看这一辈子,觉得过得怎么样?

钮益惠:哎呀,坎坎坷坷,奇迹般地过来了,真是。

陈晓楠:你这个命运呢,很像一个历史的标本,你跟历史挨得最近。

钮益惠:反正中国一个特殊的人物,中国一个特殊的人物,想讨好没讨着,那边想讨好也没讨着,你这两头也没讨着好。

陈晓楠:你是夹在中间的一个尴尬的角色?

钮益惠:我还是那句话,我这一生就一个生活逻辑,就是不着急、不生气、不埋怨、不后悔,我解释的一切,这一切你不着急、不后悔,一切都过去了。

陈晓楠:对付你这个命运的生存技巧。

钮益惠:生存技巧。

陈晓楠:必须要这样?

钮益惠:我跟你说啊,我们家有幅对联贴了两三年,上联是益惠家中幸福多,我叫益惠,益惠家中幸福多。下联是肖芳园里更欢乐。我媳妇叫肖芳。横批叫幸福之家。这幅对联在羊北村贴了三年。

陈晓楠:对于钮益惠目前的状况,他的一个朋友毫不客气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历史上对共产党而言,钮益惠是个罪人。而国民党一方面,也并不觉得他是个功臣。如今,他是脚踏着国共两只船,在台湾方面说“我们回家拿刀来了”。而在北京反过来又找共产党要房子,所以,就直着笑他说,你这就是痴人说梦。而且猜测不管是台湾方面,还是这边的派出所、法院、市政府,肯定都已经烦死他了。对这种种说法,“九爷”钮益惠都付诸一笑,然后依然我行我素。如今,钮益惠每天仍然特别地忙活,他说他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凤凰卫视,来关注台湾时事,而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向市政府要“属于自己的宅基地”。与此同时,在台湾也找个律师,向台湾的监察院来状告“军情局”,他总是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会一直告的,告到我死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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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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