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二十七岁的胡友松与七十六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

胡友松：送大花篮，请的那广东酒家到我们那儿去做饭，办了很多席，当时那个确实我流泪了因为司仪给我们戴一个花呀什么的，当时我说，我怎么这样了，怎么到这种地步了，后来我就借着，我喝醉了酒了，我要上楼休息了，上楼我就在卧室，在我的床上我就掉眼泪了，我说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来怎么办啊？他在十年以后怎么办？因为程思远跟我说了，他说德公有病，也七十八九岁了，最多活几年，我当时一懵，我就上楼了，我自己掉眼泪，他们在底下还庆祝婚礼呢，我就上去我说怎么办啊？再有几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我将来路怎么办？我确实是考虑了。我就觉得一起睡觉，睡个这么老的先生，反正是很难受。

解说：婚礼以后李宗仁和胡友松，被安排到北戴河休养，从这个陌生的地方，这对老夫少妻，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胡友松：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又像我的长辈，又是我的丈夫，这个我挺莫名其妙的，反正这个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我那复杂的心情，你比如，我在我的卧室睡觉，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上我那儿看一看，给我盖个被子什么的，就是这样。后来我就烦了，以后不要来吵我，太吵。因为那时候我神经衰弱很厉害，他后来他还是去，怎么呢，光着脚不穿鞋，不穿拖鞋怕吵我，把我那暖壶给我搁在门口，我肚子疼，肚子疼我上协和医院了，蛔虫吃南瓜子，吃四两南瓜子就好了，我就发怵，我说这怎么吃，这一晚上李先生把四两瓜子全嗑了，嗑成了瓜仁儿，第二天我一醒，那一盘啊。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我心里呀特难过，我说真是我找到一个知己的人了，那么疼我的人，我当时眼泪都掉了，后来我就这么想，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我要好好照顾他。我从那儿特别受感动。

陈晓楠：其实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对你这么好过。

胡友松：对呀，没有温暖。我没有家庭温暖，没得到真正的家庭温暖，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都有了，丈夫虽然年岁大吧，但是这么体贴我，我好像我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亲人的温暖。谁也拆不散啊，毕竟是亲人嘛，而且是合理合法的亲人。

解说：当胡友松从这段忘年婚姻中渐渐品味出幸福与归属的时候，她不知道窗外的世界已经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风雨飘摇。

胡友松：李先生认识好多的人，都挨斗、挨批、挨斗，他说怎么会是这样呢？以前都是将军啊，司令啊，省长啊，怎么一下子都被斗还戴着高帽子？他不理解了。

陈晓楠：当时家里还有客人吗？

胡友松：很少了，挨斗的挨斗，死的死，太孤独了，太苦闷了，没人说话。原来谈笑风生的李先生，挺平易近人的，后来也不爱多说话了，慢慢就身体也不好了。

解说：不久一场“烫头大字报”风波更是让胡友松切身体会到了政治运动的威力。

胡友松：李先生去北京饭店去理发去，我说我也去吧，做做头发，给我做得特漂亮。本来我这个儿就挺显眼的特漂亮，直接从饭店就上医院了，那医院都炸了起来了。医院呢，一个是嫉妒我，你不以前是护士嘛，现在你这样了，红旗车一坐少奶奶似的，他们心理不平衡，回来以后我们那秘书说了，说你上趟医院陪李先生给你贴张大字报。我一听大字报可悬了，跟着就会批斗我啊，那肯定的，我说写什么内容？他说写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意识，什么头烫成什么样，穿的什么什么。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儿去了，说夫人你看看赶快把你那头发剪了吧，你还这么大摩登的大头发这么烫。我说怎么了？她说外头人说你呢，快剪了吧。这样就剪了，剪了以后还不行，别穿皮鞋了，买双布鞋穿上吧。我说行行行，剪成一什么头啊？就剪短了，革命头，反正齐着耳朵。正好那秘书来我说给我照张相留作纪念，就这么样照了一个革命留影，也不是 那现在看也挺时髦呢。

解说：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请上国庆庆典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与其亲切握手，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座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城楼了。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当晚，李宗仁突发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

胡友松：他在卫生间，我在外面听着哗哗哗的，我说这什么呀？哗哗哗就跟流水似的，一看都是血，我说不好，因为我毕竟学过医啊，赶紧上医院吧。他检查最初是痔疮，我说绝不可能是痔疮，他那血流得是从里头往外流，痔疮是在外边。后来一检查是直肠癌，必须总理批示做手术，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我就哭了上卫生间，他们大夫就说，你可别哭，你一哭李先生一看你眼睛红了。我就抑制不住了，我知道这么大岁数一得癌，在那个环境下，即使医疗条件好，那环境不允许啊，这个大夫被斗那个大夫被斗，那怎么弄？怎么办？我预料到了，后果我也预料到了。

解说：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七十八岁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这个曾经威振日寇的将军，国民党的最后一代总统，临死之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那一年胡友松二十九岁。

胡友松：他知道了，他说我死了没关系，这么大岁数了，放心不下我。他说你怎么办啊？你脾气又不好，我担心你。我说不怕，我说不死，我说咱们永远活着。那不可能了，他一天一天就睡了。

陈晓楠：他在去世的时候，留下一些别的什么话吗？对于外界或者说对于国家，或者对于什么？

胡友松：那不公开有一封信嘛。

陈晓楠：那些日子对你来讲，那时候你怎么过来的？

胡友松：那时候，还不如经济贫困，经济贫困就是一个经济。那个年代那政治压力，生活的波折，就真是在大浪里生活一样，不知哪个浪就撞上礁石，就那种风浪式的生活，很难。

陈晓楠：对于李宗仁去世的那一段回忆，说实话采访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对于细节的回忆，胡友松非常地抗拒。整个采访过程当中，一直神采飞扬的她第一次显得低沉，甚至有点烦燥。我们知道那肯定是她心里最痛的地方，轻易不会去触碰，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续了不到三年，九百多个日夜，而某种意义上这定格了的三年时间，也几乎定义了她的全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