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王博背着100多张照片，来到了兰州市市中心的东方文化广场。
王博：我一晚上就没有睡觉，凌晨六点，去拉绳子，到早晨8点钟，180多幅图片全部展出来，照片下面围着很多人看照片。
记者：你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人聚在你照片下面，在看在说在想的时候什么感觉？
王博：当时就非常激动，第一个资助人叫金信义，资助了五个孩子。对我来说。唯一的感觉就是不敢把头低下来。
记者：为什么？
王博：头低下来就好像是自己没有办法再控制感情，就一直仰着头，实际上眼眶里全是泪水。
记者：那你都不敢看他？
王博：我不敢看，我真不敢看。
这一天在东方文化广场，王搏和资助人签下了25份协议。
王博：最后有一个下岗工人也被这些照片上的孩子感动。他虽然穷，但他宁肯少吃一点，少喝一点，一百块钱一年，他都会帮一个孩子。纸上面留的那些字，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看，看着心里就特别舒服，特别踏实。
这25份捐助协议，让王搏似乎看到了更多地希望，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救助。王搏没有停下脚步他从兰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带着几百张照片，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
记者：你怎么样能够让人相信，你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没有任何的利益呢？
王博：我们的现场是不收捐款、捐物。也不中转任何人给孩子的钱
记者：在您手里没有任何的款项？
王博：我们不经过款，而且是我们把孩子的信息全部提供给资助人。你签完协议，是先去寄协议，而不是先去寄钱，去核实这个孩子。我们已经给你把大量的工作在一线做了，你核实的过程是你的权利。
记者：你只是牵个线？
王博：我只是牵线。当时就是有一点因为经过之前很多年的磨炼。我感觉到唯一行通的一条路，就在哪里用自己纯洁的行为来支撑这件事的本身。
几次影展之后，王博“一对一”计划被资助的学生从几十个增加到几百个。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重返校园，王搏对自己的计划也更有信心。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带着相机进入山村，寻找失学儿童。
记者：你几个月都走在路上，甚至一年的时间是在路上，那是种什么感觉啊？
王博：虱子特别多，感觉到身上长虱子了。发痒嘛，一发痒就摸出个虱子来。这个地方吃水，非常艰难，从不洗澡。
记者：多少天不洗澡？
王博：有时候几，六七个月，甚至一年。
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在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王搏和孩子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期盼着希望的来临，这些孩子只要能够找到就非常穷，就让你触目惊心，就让你一看就放不下来，就总觉得你把这个孩子就像背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山里面背出来，给他们有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希望。
记者：当这些人把他们的希望放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对你来讲是一种快乐的感觉，还是一种沉重的感觉啊？
王博：我觉得这一种认同，也给我很多力量，鼓励了我去前行。
记者：有人需要你的时候，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王博：是。虽然那个地方非常穷，但是那个地方的人非常善良，也非常好客。只要跟你能够达成共识，他就会拿出自己一两块钱，自家酿的酒或者买的酒来敬你喝酒，给你唱西北民歌，觉得和他们在一块是非常快乐。
王搏用镜头和孩子们交流，用镜头记录着每一张面孔的表情，他被这些表情所震撼，也被这些表情所感动。
几年间，王搏行走记录的地区，从甘肃扩展到宁夏，四川，陕西，13530名学生进入他的镜头，获得资助。
记者：在这个过程，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最满足的时刻是什么？
王博：听到资助的学生考上学校，我就会千方百计地找一个电话，给资助人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非常快乐。
在西部一双双孩子和家人的眼中，在一份份协议中，王搏感觉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看到希望的同时王搏也感到内心的脆弱无力，感到脚下的这一条路漫漫无边，感觉到让你没有能力没有余地去做这件事。
记者：你做不过来？
王博：做不过来，那个时候拍的孩子非常多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多的。
更多往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