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令”余波

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在全军得到坚持贯彻执行。指示下达后，全军紧急疏散的野战部队即达95个师近100万人，飞机4000多架，舰艇600多艘以及大量的坦克、重型火炮和各种车辆等。由于事出突然，缺乏准备，“三北”地区已近初冬，多数部队都是野营，其艰辛之状可以想见。

中苏两国的边界谈判，由于双方的认识和立场差距太大，苏方甚至否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因而从一开始便陷于僵局。这场谈判谈谈停停，延续了将近9年，双方代表团长先后换了几任，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到1978年7月之后，乾脆无限期休会。不过，谈判开始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是有所缓和，边界地区未再发生较大的武装冲突。林彪在发出紧急战备指示之后，本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正调整。但在这方面，来自统帅部的指示却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变化。“三北”地区疏散部队经受了整个严冬的严峻考验，转入新的一年，南方部队又在阴雨连绵中苦捱时光。各种重型装备长期野外放置，维护保养的问题更多。直到1970年4月24日，才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疏散的部队和重型装备逐步返回营区。这次紧急战备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朝鲜战争以来所仅见。它的功过是非和经验教训，在事过之后许久，还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的谈论不仅限于“一号号令”本身，也包括一些被认为与此有关的问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问题众说纷纭，难辨是非；还有的问题与林彪的战备指示其实并无关系，比较突出的例子有二：

一是所谓林彪准备将密云水库放水问题。林彪对此事确曾有所考虑。事情的经过是：1969年10月18日晚，前指值班室正在传达林彪指示过程中，又接到张云生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下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阎仲川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经与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常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43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乾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21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堤被炸，对北京地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要来源，因而除非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的意见上报之后，林彪并无新的指示。“913”后，有人揭发林彪曾轻率地提议密云水库放水，被周恩来制止。有的材料甚至说，林彪连十三陵水库的水也想放掉。十三陵水库名气虽大，却只是一个库容6000多万立方米的小水库，而其实际蓄水量经常在死库容以下。这里的水是威胁不到北京的。

二是北京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向外地疏散问题。有人认为是林彪捣鬼所致。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中旬专门开会研究部署。为落实毛泽东指示和政治局会议决议，10月17日吴，周恩来借许多领导人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之机，在表演结束后，同政治局的几名成员于休息室分批会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要求大家于10月20日或稍晚离开北京。周恩来并特别说明，他已分别向有关省市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要他们安排好住处和生活；这批老干部疏散的具体组织工作如专机、专列安排，统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

由上述经过可以看出：第一，决定这次疏散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是林彪；第二，从时间关系看，作出疏散老干部决定在前，林彪发布战备指示在后，当老干部已接到疏散通知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尚未收到林彪的战备指示；第三，从疏散的组织工作看，总负责人为周恩来，主管机关是以汪东兴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均未插手。此外，再从林彪战备指示的内容看，其中并未提及中央领导干部疏散问题，何况指示也未发给党政系统。因此，北京一大批领导干部向外地疏散与林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并无关系。

但在“913事件”后，先是在官方文件中，继之在大量的各种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不仅把这批老干部的疏散，甚至把办“五七干校”等，都说成是林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的结果，林彪是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而把这些老干部赶出北京的。近年虽然有些史书已开始纠正错误说法，但收效甚微，不少书刊仍坚持旧说，如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0年大事记》中，在继续认定林彪是“擅自发布”战备紧急指示的同时，又特别指出，这个指示“并迫使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迁出北京，……实际上是他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此书的编者似乎不知道，在林彪的战备指示发布之前，刘少奇和陶铸以及另外一些受审查、遭关押的领导干部，就已经被中共中央下属的各专案小组“迁出北京”了。特别是一位当年被疏散出北京的老干部，在他的回忆录中，不但声称他是受林彪迫害离开北京的，而且为疏散到广州的朱德和疏散到石家庄的陈毅鸣不平，讲了一些他们在这些地方受刁难的情况。由于这位老干部声望非凡，他的说法给史学界带来了一些麻烦。一些史学工作者经过多方考证，终于公开否定了他的说法。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身及关心历史的人们，终要顽强地将历史的真实面目展现给世人，不管这个历程多么漫长、曲折。本文也算是在这方面做的一点努力。原载《吉林农业·增刊》Ｂ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