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号令”
10月18日，军委前指驻地。当晚20时左右，住在山下的阎仲川接到黄永胜秘书打来电话，请他立即上山商谈工作。黄永胜住在山上最高处原为林彪修建的一栋房子里，距山下阎仲川的住处约一公里。阎仲川气喘嘘嘘地赶到那里，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黄永胜的客厅坐定。黄的客厅兼做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会议室。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阎仲川刚一进屋，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阎仲川赶紧打开保密本。林彪的指示是关于加强战备的几条措施。黄永胜毕竟不是秘书、参谋，他只记下了林彪指示的大意，因而他向阎仲川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条理，有些地方他还要做解释和补充，弄得阎仲川也分不清那些是林彪指示原文，那些是黄永胜的话。记录完毕，阎仲川问道：“怎样向下传达？”黄永胜不假思索地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在场的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都没有讲话。
阎仲川随即来到设在紧挨黄永胜住处另一处平房里的作战值班室。他要把林彪的指示传达到全军各大单位，可不像黄永胜讲的那样简单，随便用电话“说说就行了”。为了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他必须写出稿子，逐字逐句传达。他略作思考，便找了一名值班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他又稍作了一些修改，然后两眼凝视着稿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编号吧！”“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阎仲川想一想，说道：“这是我们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就这样，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副总长阎仲川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阎仲川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阅签发。值班参谋很快便回来报告，黄永胜的秘书讲：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身体不适，今天提早服用安眠药睡下了。阎仲川知道，多年来黄永胜全靠药物入睡，用药量很大，不宜再叫醒他。他看了看手表，现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已经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的要发动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传达和落实林彪指示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间宝贵，一刻也耽误不得。他果断地决定：立刻向有关单位传达。为了缩短传达时间，阎仲川指示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够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阎仲川指示值班副处长王显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据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
林彪的指示经过黄永胜、阎仲川两个环节的转述、加工，基本精神未变，文字确有不小变化。档案材料显示，张云生传达的原稿标题是《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时，讲的是“林副主席指示”，经阎仲川整理加工以军委前指名义发出时，又简化为“第一号号令”；在传抄过程中，也有一些单位把“第一号”写成“第一个”。原指示的正文为4条，“号令”则变成了6条。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将“号令”依次下达给北京、沈阳、新疆、兰州、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武汉、成都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参谋人员在紧张地传达，阎仲川也在紧张地继续思考。他感到，第一号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合同号令，对于赋有特殊任务的部队、机关和业务部门，还需要分别给以具体指示。特别是二炮部队，情况尤为特殊。黄永胜在传达林彪指示时，只讲了二炮部队要作好战斗准备。阎仲川认为：第一，这样讲过于笼统。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第二，虽然二炮部队组建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大家都知道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倘若将它的任务写入合同号令之中，将会引起很大震动。于是，他专给二炮部队下达了“第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第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
几个号令全部下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阎仲川是一个老参谋工作者。几十年从事作战业务的不平凡经历，使他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养成了雷厉风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检查今夜的工作，他深感关系重大，但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对此事的处理却未免过于简单。黄永胜是他的老领导。1952年华南军区撤消，原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黄永胜改任中南军区参谋长，阎仲川是军区作战处（部）副处（部）长。此后，他一直在黄永胜领导下工作。黄对阎的使用可谓放手、放心。阎仲川对黄永胜很尊重，但在工作中他却不惟命是从，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平心而论，黄永胜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指挥果断而不蛮干，长于计谋，善于捕捉战机。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他表现尤为出色。1947年9月，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司令员时，在上级指挥不尽适当的情况下敢于根据战场急剧变化的情况审时度势，机断行事，在第9纵队的配合下，一周之内两战杨杖子，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给刚到东北担任最高指挥官的蒋介石原参谋总长陈诚一个下马威，给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秋季攻势来了个开门红，林彪大加赞赏。在辽沈战役，黄永胜率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主力从彰武地区兼程南下，出其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切断敌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逃向沈阳的退路，为全歼该兵团和取得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再立大功。
1968年3月，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内外关系复杂，工作千头万绪，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黄永胜面临新的考验。对今夜发生的事情，阎仲川深有感触：林彪的紧急指示，是涉及千军万马甚至影响全国的重大决策，黄永胜却只是草草作了交代，也不审阅指示稿，便早早入睡，未免过于草率。阎仲川感到有些不安。但是，他无暇再作更多的思考。4个号令下达之后，各单位很快作了反馈，报告请示接踵而来。
从号令发出后的最初反应看，全军各单位执行号令是认真的。广州军区于18日23时15分收到号令稿，军区首长立即到作战室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丁盛司令员便率领军区前指人员按预定方案进入郊外山区指挥坑道，主管作战的江燮元副司令员则住进作战值班室；军区根据号令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向军以上单位和军区空军、南海舰队发出贯彻号令的具体要求。19日1时40分，便将贯彻执行情况向军委前指作了报告。
“913事件”之后，从“红头文件”到各种史书和消闲读物，在提到1969年10月的紧急战备和”一号号令”问题时，无不大书“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这自然是合乎“微言大义”“以一字为褒贬”的“春秋笔法”。但如果较一较真儿，就会发现这些记载欠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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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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