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
2008年03月27日 16:43华夏快递 】 【打印

阎仲川的困惑

1971年的”913事件”之后,林彪一下子从神变成了鬼,他的历史受到彻底清算,来了个大翻个儿。

阎仲川在”913事件”之前对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已经出现并急剧发展的反常情况一无所知。中苏关系虽然已经有所缓和,但作为分管作战工作的副总长,他满脑子装的依然是敌情、我情。战备工作无尽无休,他也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跟他“路线交底”,也没有人给他“透风”。早年在东北战场,他是直接为林彪服务的精干指挥班子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林彪的指挥艺术和工作作风,都曾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来到总部工作,他从未怀疑过林彪在政治上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历史却和他开了个大玩笑。

9月13日10时左右,阎仲川和同是副总长的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被周恩来召到人民大会堂。一到那里,就感到气氛异常。周恩来面带倦容,但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

见到阎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一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1大家全都愣了。阎仲川的脑袋轰的一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问到自己头上,阎仲川反而冷静下来。他简单地摇了摇头:“没有。”周恩来没有再问下去。转而就总参谋部的当前工作向几名副总长作了指示,着重要求切实掌握主要敌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动向,严格掌握部队,保证不出乱子。阎仲川陷入迷惘之中。

9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越南访问。阎仲川是早已确定的代表团成员,并已通知越方,仍随团出访。他原定的任务是赴越南南方考察越南军民抗美救国斗争情况。但到9月28日代表团回国前,突然通知他任务有变,要他与代表团一起回国。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等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罗!”主讲是纪登奎和李德生。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些活动,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暗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等,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从此,阎仲川开始了隔离审查的生活。他在总参谋部工作2年零4个月,隔离审查的时间则是7年零6个月。最初的3个月仍在机关驻地,从1972年1月之后,便转移北京卫戍区3师,由1个武装班单独严密看管。审查期间不得与外界包括亲属有任何联系,连住处的玻璃窗都用黑纸糊得严严实实。阎仲川认为自己和林彪、黄永胜等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更无所谓交代。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经常出现“顶牛”。总参机关开过几次处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斗大会,想打打阎仲川的“态度”。揭发批判者都是奉命发言,却又拿不出真材实料,连会议组织者也觉得尴尬。于是不再开大会,只由专案组和他保持小范围的接触。既然阎仲川不肯主动交代,专案组便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年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专案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对阎仲川的问题作了指示,在总参谋部党委研究一下:是否过去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紧接着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参谋部“批林”不力,包庇林彪死党,也许阎仲川早就可以“解放”了。

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处五名成员向他下达任务。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么,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成员应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和指示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问题了。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实质。1971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他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总理亲自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这一点也不奇怪,”阎仲川坦然地说:“主席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去记一个电话稿的编号?再说林彪向主席那里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编号。别说主席不知道什么‘一号号令’,就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开始也不知道这个电话稿的编号。”对阎仲川的答辩提不出新的论据予以批驳,谈话无法继续进行。此后,双方长期处于顶牛状态。再往后,专案组人员很长时间都不和阎仲川见一次面。他的问题被吊了起来。

照理,既然立案审查的问题大部份已经排除或查清,剩下的个别问题虽有怀疑但并无充足的证据,就没有理由继续隔离审查。但是,立案容易销案难。“四人帮”横行时更是如此。直到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阎仲川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还要继续审查。又过了3年有余,一位副总长才代表组织向阎仲川宣布了对他的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问题,只笼统地讲阎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这表明对阎仲川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阎仲川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的待遇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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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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