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堪的沉默

凡是在70年代经历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揭批查”运动的人，大概无人不知有个林彪的“一号号令”。

事情发生于1969年10月。“号令”的主要内容是，为防备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913事件”后，这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问题如此严重，自然要认真清查。号令的发布者林彪已经死了，于是，号令的执行者——部队的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便受池鱼之殃，成为清查对象。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每个受审查者一方面极力证明自己与阴谋活动无关，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自己“路线觉悟”不高，丧失革命警惕，未能识破林彪阴谋，盲目执行了林彪指示，客观上站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边。无尽无休的交代、检查、反省，从形式到内容，竟然惊人地相似，好似有人从中导演。但是，这里究竟有多少由衷之言？他们中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就对加之号令的结论深表怀疑：说号令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发布”的，但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以领导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关心军事非同一般。新中国成立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务，而且对军队工作抓得很紧，不但要求军队的重大工作均须向他请示报告，有时甚至一个营、连的调动都要经他批准。像发布调动千军万马的“一号号令”这样的大事，如何瞒得过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预演”，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而且，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毛泽东在知道后又为何不予撤消？特别是在这些受审查者中不乏了解号令产生具体背景和过程的人，面对结论，他们尤感惶惑。然而，尽管如此，却始终无人敢于说出自己的内心见解和提出疑问，更无人敢于挺身而出说明事实真相，证明这个号令并非什么阴谋。他们深知，在排山倒海般的政治运动面前，这样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弄个为林彪翻案的罪名，其结局不问可知。于是，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沉默。

这是不得已的沉默，违心的沉默，难堪的沉默，可悲的沉默。千万双眼睛在注视着这沉默将持续到何时？

评论这段历史，人们不应忽略“四人帮”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为首的阴谋集团与林彪虽然都同属“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到“九大”前后，关系已相当紧张。近年关于林彪一些所谓“纪实文学”中屡屡提到的黄永胜秘书李必达遭关押的案件，就是因李偷听了黄永胜与叶群议论江青的电话，给江青写信告发而引起的。这是当时林彪与江青之间关系状况的最好说明。1970年8月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林彪与江青集团之间矛盾长期聚集的大爆发。从“913”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江青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无忌。在此期间，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插手、操纵“批林”。他们一方面要借“批林”洗刷自己，掩盖早年与林彪的关系，摆脱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他们自知在军队中缺乏根基，毫无威望，阴谋在“批林”中党同伐异，扩大其在军队的势力和影响，为其篡党夺权创造条件。基于这样的动机和心态，他们在“批林”和清查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极左做法：对事，危言耸听，信口雌黄，例如，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也被作为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罪证遭到批判；对人，凡不顺眼的军队中高级干部，则罗织罪名打成林彪死党，予以批斗剪除。在此形势下，对于“一号号令”之类的问题，自然不可能奢望会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按说对“一号号令”之类问题的澄清，也属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此时又出现新的阻力；更何况三人成市虎，众口铄金，经过多年如倾盆大雨式的揭发批判，舆论早已形成；而少数知情者则心有余悸，继续抱观望等待态度。

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到了1986年，具有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沉默，对已往“红头文件”的说法提出重大修正。在当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但是，编者在这一条目的最后还是加了一个小小的“但书”：“这个‘紧急指示’，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对“一号号令”发布的必要性似乎有所保留。为了使人们有所比较，了解该书编者对这一事件记载所作修正的重大意义，这里有必要把1981年10月版的同一著作对此事的表述全文照录如下：“同日（按：指10月17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这段文字最早出自“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文件，《年表》原文引用。事隔5年，修订稿摒弃了原来的说法。走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求实精神和政治勇气。

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新提法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不少领导讲话、官方文件、文学作品和名人回忆录中，只要一提到“一号号令”，依然大加挞伐。《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毕竟不是“红头文件”。

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要在“实”字上下功夫，作为史书，必须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本书关于“一号号令”的记述又有新的突破，它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文字完全采用了客观叙事的方法，没有“但书”。

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的编写者们如何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去伪存真，坚持据实记述“一号号令”为例，充份肯定了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些报刊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一些当年因“一号号令”而受审查者和知情人，更是百感交集。他们总算盼到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一天，而这一天未免来得太迟，代价未免太高了。还有一些人则未能等到这一天，他们已经背着“黑锅”，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通过“一号号令”被歪曲和澄清的过程，不能不引起关心中国历史的正直人们的深刻反思：一个原本并不复杂、不难弄清的问题，为什么竟会被弄得神秘莫测，沸沸扬扬地炒作多年，谬种流传，将一般群众蒙蔽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呢？

“四人帮”之流围绕“一号号令”问题散布的谎言，集中起来主要是两点：第一，他们声称，林彪等人蓄意夸大敌情，以便为其发布“一号号令”制造借口，其实1969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并非十分严峻，根本没有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起码也是“反应过度”；第二，发布“一号号令”是背着毛泽东干的，事后不得已才“以电话记录形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在那舆论高度一致的岁月，纵然有人对这两点有所怀疑，也无法探问究竟；以后岁月流逝，事过境迁，有谁还会认真查问？倘若知情者也都死了，还不是死无对证！这正是“四人帮”之流自以为得计处。

所幸，时间虽已过去近30年，当年“一号号令”的主要经办人员都还在世，还有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可供佐证，足以提供“一号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只要不怀政治偏见，人们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就会感到过去对“一号号令”的不实宣传，是何其荒诞不经。

“一号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真象究竟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