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责难

10月19日晚，阎仲川坐在作战值班室继续了解各单位贯彻林彪紧急指示情况。22时左右，黄永胜召见。会议室里坐的仍是昨晚那几个人。还未等他坐定，黄永胜便大声问道：“你们昨晚发的那个讲话稿，为什么叫‘一号’号令？谁是二号？”黄永胜的质问突如其来，阎仲川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一时无法回答。稍停，他解释说那只是个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所以编为一号，以后还发了第二、第三、第四号号令呢！“那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下面不要把林副主席的指示扩散到地方呢？”黄永胜又问。阎仲川听出了一点门道：准是有的单位把林彪指示扩散到地方，出了问题。军内问题特别是涉及内密的事项一般不向地方通报，这是常识问题，本不需要特别关照；当然如果预见到可能向外扩散而发生不良后果，提醒一下也有必要，但这次阎仲川确未想到。他正想表示对此承担责任，吴法宪为他说了一句解围的话：“这事当时我们也没提醒他们。”“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过去的习惯编号方法，用‘参作字××号’就好了。”邱会作也插了一句。阎仲川还是不明白这个编号有什么问题。“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李德生也笼统地说了一句。李作鹏一言不发，此人一向话少。没有人讲话了。黄永胜扫了大家一眼，说道：“总理不是叫我们给各大军区领导打个招呼吗？大家分分工，分头打电话吧！”

于是大家纷纷自报单位。无人提到的单位就由黄永胜分配。在打电话的间隙，几个人不时互相交谈。阎仲川从他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谈话中，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原来他们刚才因转发林彪指示的事情在周恩来那里挨了批评。林彪指示是发军内的，又是电话稿，并未抄报周恩来。但是，有的军区收到指示后，因为军区领导人兼任所在省革委会主任，于是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作了传达，而省革委会领导中有群众组织代表，这些人“造反派”的习气未改，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讲究不打折扣，闻风而动。他们不考虑什么后果不后果，连夜把指示的内容写成大字报捅上大街，果然马上引起轰动效应，部份群众大为惶恐。西南地区一个边境省尤其闹得邪乎。这种情况是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看后大为惊讶。19日晚，他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指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一号号令”？看来他对“一号”这个字眼极为敏感。又问为什么要把林彪的指示向地方传达，引起不应有的混乱？这回黄永胜的粗线条工作作风受到惩罚，他因没有审稿，对周恩来的提问无法解释；其余四人也都面面相觑，无言以答，场面极为尴尬。

20日上午，黄永胜把前晚发出的4份电话稿全部要去，进行审查。他看后只提了一个问题：“林副主席的指示原来只有4条，现在怎么弄成了6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指示都混到一起去了！”阎仲川心想，你传达的时候，可没说哪些是林彪的指示，哪些是办事组的意见，而且根本没有分条，现在这6条还颇费斟酌呢！他委婉地作了说明，黄永胜没再吭声。阎仲川不知黄永胜看过讲话稿后，是否向周恩来作了解释。他认为，回答周恩来的提问并不困难，即使说清楚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林彪的指示虽然只发军队，却事关重大，而且执行起来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件事情军委办事组理应向他报告。但黄永胜布置任务时对此却未作交代。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在批评办事组成员时，却又偏偏未点明此事，越是这样越令人感到难过和不安。

10月19日，苏联代表团按预定计划抵达北京。此日双方开始举行谈判。未发现苏方有异常行动。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指示问题，并特意对指示的编号问题作了说明；又批评了一些单位缺乏保密和组织纪律观念，随意把林彪的指示扩散到地方。阎仲川也出席了会议。他惊奇地发现，已随林彪去了苏州的叶群，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北京，并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批评一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突然插话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哪。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便说：很好，烧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从京西宾馆会议之后到“913事件”之前，随着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人们对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问题，似乎逐渐淡忘了；在中央领导层，也没听到对林彪的指示有任何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