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
“913事件”之后，“一号号令”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阴谋活动”，甚至说成是“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主要理由是据说这个号令发布前未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是背着毛泽东干的。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中共中央1971年12月7日印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1972年7月2日印发的中共中央第24号文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即指示：烧掉。
林彪、黄永胜等慌了手脚，为了掩盖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定性未变，但增加了一些情节、过程，同时承认林彪在号令发出后的第二天，向毛泽东作过报告。同前一份文件不同的是，把林彪作指示的时间改为10月17日，再就是把“黄永胜等”也划入了参加“预演”的行列。
是否曾在事先向毛泽东报告，成为对“一号号令”定性的焦点，至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有无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反而无关紧要了。究竟林彪在作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即军委办事组和前指发布“一号号令”之前，是否向毛泽东作过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说法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913事件”之后的十几年间，从官方文件到各种公开读物，无一例外地断言：不曾报告！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陆续从一些严肃的公开读物上看到，一些过去噤口不言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或撰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肯定林彪在向军委办事组作指示前或其同时是报告了毛泽东的。而一些官方史书或材料，则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当然也有个别当事人坚持认为不曾报告者，如汪东兴。
试看几位最具权威的当事人和知情者有关此事的叙述。
其一，“林办”的秘书张云生，是当面接受林彪指示并负责向军委办事组传达林彪指示的人。“913事件”后，他长期受到审查。据他在此期间向在专案人员提供的材料说，10月17日下午，他在记录下林彪的口授指示后，即按林彪要求到另一栋房子里的叶群处，将记录稿请叶群过目，同时，建议在发出前应向毛泽东报告，还建议对二炮部队的战备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叶群认为建议很好，又与张一起到林彪处，将张的建议作为她的意见提出。林彪欣然同意。叶群随即吩咐：由张负责用电话向黄永胜传达；要张将记录稿再抄一份给她，由她用电话传给在武昌的汪东兴，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1988年张云生在他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中，再次肯定了他在受审查期间的说法。认识张云生的人都说，此人脑瓜儿很灵，记忆力强，他受审查时，距“一号号令”发布仅两三年，他对此事的印象应当是深刻的。一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认为，根据张云生当时的处境，他说话会很谨慎的，林彪是否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是有据可查的，如果明明未作报告而他却说作了报告，他应该知道将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林办”另外几位秘书曾在私下表示，根据他们对林彪、叶群的了解和在“林办”的工作经验，他们认为像向全军发布紧急战备指示这样的大事，林彪是会报告的。另外，据“林办”和军委办事组许多秘书们反映，“913事件”前，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前，汪东兴与叶群之间的“热线”是很热的，叶群有事常找“汪主任”商量，林彪要向全军作紧急指示，叶群给汪东兴打个电话，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其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将军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两案”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作品，其中披露了不少珍贵的一手资料。该书提到，“两案”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缺少定案的充份证据，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于是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从中寻找证据。对查证的具体成果，该书未作交代，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最后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有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份”，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参加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14人中，有人后来曾向阎仲川透露，他们查到了林彪向毛泽东报告的记载。
其三，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长期以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和日常工作、生活管理，经常不离左右，应是最具权威的知情者。但他在“913事件”后，对涉及里边的许多问题长期保持缄默。直到1997年，才由别人代笔，出了一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其中以500多字提到“一号号令”问题，小标题为《林彪的第一号令》。汪文称：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将‘一号号令’）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给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是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汪文与张云生的记述截然不同，何是何非，任人分析判断。但是，看了汪文，不免让人产生许多疑团：
第一，汪文与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提法矛盾。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现在却又改为经周恩来向毛泽东转报；而且，电话记录稿变成了装在信封中送来的“传阅件”，何况把呈毛泽东一人审阅的文件称为“传阅件”也很外行，但愿这是代笔人因不熟悉党政机关文电分类的格式而出现的笔误。
第二，汪文不知为何回避了林彪发指示时已去苏州，而毛泽东则在武昌，周恩来留守北京这一重大情况。要知道，林彪如果真的先把电话打给周恩来，再在周恩来那里形成“传阅件”，是很难在当天把它送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泽东手中的。更何况，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有林彪曾给周恩来打电话之说。
第三，毛泽东“烧掉”林彪的电话报告记录稿，目睹这一情景的只有汪东兴一人，将此事告诉林彪（还有黄永胜等人？）当然也只能是汪本人。林彪当时是副统帅、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法定接班人，其势如日中天，汪东兴究竟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和语气告诉林彪以及黄永胜的？林彪和黄永胜又是怎样“慌了手脚”的？
第四，汪文称，“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得知毛泽东对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即后来的“一号号令”深感不快，于是赶紧“下令撤消了这个命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中央文件和严肃的史书中均无此记载，不知根据何在？事实情况是，“一号号令”在全军被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才逐渐做了调整。所有当年在统帅部经办此事如今仍然在世的人，都可作证。
第五，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既然对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很不高兴”、“很反感”，而且这又是关乎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却采取了极为克制忍让的态度，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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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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