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仁见智说“号令”

“一号号令”是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论断被排除了，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究竟有无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却又有两种不同认识。

一种意见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事后的结果看，苏联和美国都没有对中国大举入侵，是由于他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有些惊慌失措，因此“反应过度”惊师动众，劳民伤财。有的还以四位老帅对形势的看法与林彪的举措作对比——当年5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定由陈毅元帅牵头，邀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书面意见，供毛泽东考虑战略问题时参考。四位元帅经过16次近50个小时的认真研讨，先后于7月11日和9月17日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呈送毛泽东。两份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已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是，对华作战非同小可，这是关系到它生死存亡的大事，苏联并没有战胜中国的把握，何况这中间还有个苏美关系问题。苏美矛盾大于苏中矛盾，苏如进攻中国不能速胜或两败俱伤，必使美国坐收渔人之利，后果不堪设想。根据上述分析，四位元帅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对“一号号令”持否定、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林彪、黄永胜等人和四位老帅代表了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形势的发展证明四位元帅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而林彪、黄永胜等人的判断和决心都是错误的。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用是否发生了战争评论采取的战备措施是否得当，看似有理，却犯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研究战争的因果关系，并不像验算数学公式那样简单，一成不变。战争打与不打或是大打小打，往往并不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的，而是由敌对双方或多方多种因素互为作用、不断演变的结果。历史经验证明，当战与和两种可能都存在时，如果只把“宝”押在和的一边，往往要吃大亏。世界上有的国家上百年没有战争，但他们防备外敌入侵的工作却从不松懈。从结果看，百年备战百年不战，实在是极大的浪费。岂不知，没有这看似多余的浪费，战争就不知什么时候会打起来，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军队里有句流行已久的牢骚话：备战备战，备而不战。这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备战与战争的辩证关系。战争有其特殊规律，作为战略防御的一方，枕戈待旦，准备迎敌，敌人却偏偏不来；一旦疏于戒备，不想打仗，敌人却要逼你打仗。事情就是如此矛盾却又合乎实际。此外，不妨引用一点近年国外陆续发表的回顾当年中苏关系的文章。例如前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为题，记述了苏联领导人在60年代如何准备冒险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些材料至今读来仍叫人心情很不平静。当时的在其位者对这类情报是不会掉以轻心的。即使是当时基本处于“靠边站”状态的四位元帅，尽管他们判定“苏联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但同时却又一致认为“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

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苏联谈判代表团到中国来，林彪就会和突然袭击联系起来？为什么他经常要讲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这大约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国机群空袭时马达的刺耳轰鸣和呼啸而下的炸弹声，给正在那里学习、养病的林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国之后，他多次讲起这段经历。

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1960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10多万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林彪还要参加突然袭击专题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1961年5月，林彪委托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

1962年，林彪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防突办公室”，其任务用林彪的话讲，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谋部防突办公室根据林彪要求派参谋阎洪滏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动向。林彪交代阎洪滏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袭击？“913事件”后，阎洪滏也因与林彪的这段关系而遭审查，备受折磨。这是后话，不提。

由上可见，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他长期考虑的结果。至于林彪是否像某些评论所说，他发布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就是认为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敌人马上就要动手？还是听听林彪自己是怎样说的——9月30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谈国庆节期间的战备工作时，一开始便讲了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和他的决心，他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在这一点上，看不出林彪与陈毅等四位元帅的观点有什么不同。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而且与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之后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913事件”后，有人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周恩来对军事工作抓得细，要求很严，讲求效率，喜欢采用“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中苏两国政府商定举行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之后，阎仲川的秘书符传荣于10月初整理了一份关于希特勒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军偷袭珍珠港情况的资料，着重指出，德、日两国在发动进攻之前都以外交谈判作掩护。阎仲川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谋部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报送中共中央和军委办事组领导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3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与此同时，他又要求总参谋部情报部，在每天8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作一次书面报告。这种做法持续数月之久。

就在林彪发出紧急战备指示的当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作了扼要报告。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备满员能够快速起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但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殷殷叮嘱：“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周恩来所说的布拉格事件，即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出动大量航空兵和坦克、摩托化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企图摆脱苏联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的事件。苏军在地面部队进入布拉格之前，首先以欺骗手段派空降兵抢占了布拉格机常这次事件刚刚过去一年，周恩来记忆犹新，惟恐苏方故伎重演。接过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作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阎仲川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这几件事情表明，在1969年战备形势最紧张的那段日子，周恩来和林彪不仅都在抓战备工作，而且在有些问题上，竟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