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后：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

要了解“一号号令”的产生背景，必须首先回顾中国和苏联之间那段不正常的历史。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史上，1969年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的一年。这年3月，两国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尽管苏军的武器装备占有极大优势，却被严阵以待士气高昂的中国边防部队打得丢盔弃甲，大失面子。不甘失败的苏联当局，伺机进行报复。8月13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一支仅配备步兵轻武器的30多人小分队，在巡逻中遭到预先埋伏的有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300多名步兵的苏联边防部队的突然袭击，苏军还出动了两架直升机助战。小分队奋勇抵抗，终因兵力和武器装备对比过于悬殊，全部壮烈牺牲。

当苏联边防部队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苏联当局还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冒险计划。他们不断从其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的速决战，同时一举摧毁中国刚刚建成初具规模的核设施。中国方面及时掌握了苏方动向，并认真研究了防范对策。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苏联方面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制造中国的好战形像，而苏联的种种反华侵略行径反倒成了不得已而采取的被动行动。这不但是为了欺骗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出于建立国际反华统一战线的需要。在众多的反华叫嚣中，苏联政府于6月1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最具代表性。“声明”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的”；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并狂妄地宣称，中国的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架势，显然是为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

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继而苏联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情况是明摆着的，在侵朝战争遭到失败和陷入越南战场泥潭之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在尼克松上台之后，对华政策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则与此有大不同，60年代后期两国从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的冒险性，1968年8月，苏联根据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限主权论”，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随即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是其冒险性的最好说明。而中苏之间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苏联在边界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从中蒙边界到中国心脏北京不过六七百公里之遥，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因而把苏联作为中国战备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顺理成章。毛泽东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提出“要准备打仗”，就主要是针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讲的。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无疑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备工作。在军队方面，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特别是调解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维护社会治安，消耗了解放军的很大力量，使战备工作无法落实，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人们，无不忧心忡忡。

“九大”之后，毛泽东决定彻底结束全国的动乱局面。继7月23日针对山西的问题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之后，8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又签发了一份适用范围更广、措辞更加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份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命令》共提出九项要求，其中很大一部份内容是针对“造反派”的。过去作为“造反派”的标志被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大肆宣扬和保护的打砸抢活动，现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要求解放军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甚至给予坚决镇压。

“八二八”命令对惯于借制造动乱以夺取权力的“造反派”无疑是釜底抽薪，当头一棒。没有了上头的支持纵容，只好偃旗息鼓。也有不甘心的，立即遭到严厉打击。这次是自上而下动了真格的。困扰中国多年、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无政府主义，终于得到比较认真的治理。全国的社会治安、生活秩序迅速好转，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各级革委会能够比较有效地行使权力，人民解放军也逐渐从内乱中脱身，得以集中力量用于加强战备建设。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国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以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为中心，实实在在地进行战争准备。可是，就在中苏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之时，苏联方面却突然作出了缓和姿态：9月上旬，在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希望回国时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主要就缓和边界紧张局势问题达成若干口头谅解。但在柯西金回国之后，苏联方面却突然在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基础上出现倒退。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苏方托词拒绝。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27日会议结束。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接见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接见时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70多人早已成四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者多数是毛泽东所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皱起了眉头，冲大家摆了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口号一喊就是一个系列，不能中途停下。当那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领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时，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又说了一句：“讨嫌！”接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作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但是今天，那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大感失望。那位领喊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以后，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指导部队工作的纲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作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