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后——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9年金秋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北京城一片节日欢庆气氛。
国庆前照例要发布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28条，其中关于战备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83字，已经不是口号，到像是篇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
国庆前夕，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某部和西郊军用机场。他见停放在地面的飞机摆得过于密集，大为不满。回到毛家湾住地，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在会客厅，林彪先是批评了空军缺乏敌情观念，指示吴法宪立即将北京附近各机场的一部份作战飞机向外转场疏散。接着，林彪拿起一条1米多长指示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张标有部队部署情况的北京地区大比例尺地图，询问北京附近地区的设防和首都节日防护工作情况，吴、温、阎分别作答。谈话间一位秘书进来报告：侦听部门刚刚收到情报，蒙古方面通报今夜将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对“暴风雪”三字特别敏感，他眉头一皱，望着吴、温、阎说：“这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阎仲川见吴法宪、温玉成都没有吭声，便说他来此之前已经获知了这个情况，他已叫人查询了气象部门，蒙古方向今夜确实将有暴风雪。听了阎仲川的说明，林彪紧蹙的眉头才又舒展开来。但他接着又出了一个题目，要吴、温、阎认真分析研究一下：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吴、温、阎临走时，林彪再次提醒他们：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1969年的首都国庆活动，是在外松内紧的气氛中进行的。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各有关部门却已殚精竭虑，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作了周密安排：空军把一架直升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预定指挥位置转移；军事系统的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阎仲川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国庆节总算平安地度过。但是，战备工作并未丝毫放松。苏联一旦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由中蒙边境直指北京。张家口是拱卫北京的主要设防地带。国庆节刚过，林彪便由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马卫华等陪同乘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地形，并接见驻军领导干部，检查了部队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从张家口返京后，林彪又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帝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虎视眈眈，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作好战备工作。他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无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他对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防备核袭击的对策时，林彪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他最后强调，“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周恩来接过林彪的话题，对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他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帝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也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的意见。康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嗲声嗲气地叫了起来：“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哪！”
周恩来微微皱起双眉，望着江青，一时没有讲话。
江青又絮絮叨叨地讲了起来：“现在有人千方百计破坏‘样板戏’，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鸠山，鸠山说他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观众看到这里就发笑，整出戏演出效果全都破坏了，实在无法容忍，这不改行吗？！”
林彪看了看江青激动得像要跟谁决斗似的架势，知道原定的议题已讨论不下去了；如果让江青继续讲下去，会议不知要开到什么时候。好在他和周恩来把该讲的基本都讲到了，会上也没有不同意见，乾脆散会。
“你是内行，”林彪先给江青戴了一顶高帽：“你认为不好的地方，修改就是了嘛！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阎仲川列席了这次会议，他还带来了部署图，预先张挂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江青这一搅，他准备的材料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根据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原则协议，两国政府随后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方面估计，这次谈判有可能对缓和中苏关系特别是缓和边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但苏方也有可能以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不可不加戒备。毛泽东明确表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于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情况正常。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出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
10月16日，林彪前往苏州。
送走了林彪，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于17日前进驻郊外山区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参加前指的各级工作人员于16日午夜接到通知，立即连夜向外秘密转移。他们的家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了哪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临时工作班子，进驻与军委办事组相邻的既定位置。周恩来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是形势使然，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的苏联可能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形势险恶，不得不防；其次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决心。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主要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形势的看法和决心是一致的。他们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防备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事实并不像“九一三事件”之后有些材料说的那样，只是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过高估计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采取“过度反应”。
这就是”一号号令”发布之前的形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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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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