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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救国救民却受人轻视

2013年10月08日 10:55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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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中写道,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个案研究,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事,最后却成了政治场上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人。

凤凰卫视10月7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直到今天,还有人很关注在1949年前后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那么当时我们知道有一批知识分子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有一些到了境外,比如说到了香港或者美国、欧洲。还有更大部分的人是留下大陆,而留在大陆的这一批经过了思想改造,经过了了反右整风之后,很多人觉得至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了,甚至有时候还会做出一些今天的角度看来非常可耻的事情。比如说去揭发自己的老同事,揭发自己的老师,批判他们、公开跟他们翻脸,然后随时紧跟着政治的风向表态效忠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事情,我们从后人的角度去看的话,很容易因为时间距离的太远,而且我们不太能够设身处地的回想当时的状况,我们很容易就会做出一些道德判断,那些判断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人你看都骨头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甚至能上升到某种民族性的论述。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回到一个现场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或者可以讲事情其实可以更简单。怎么样了解这种既简单又不简单的状况呢?我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忍不住的关怀》,作者就是我们曾在我们节目里面多次介绍过的一位历史学家杨奎松。

那杨奎松呢,这么多年来很关注的做了关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那么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偶尔会碰到只是分子的问题,但是始终没有很专门的去研究知识分子的处境,尽管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很重要、很热人关注的题目,那么现在他终于是交出了这一书《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个案研究,那这个个案研究,其实是三个个案的研究。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本书里面他就说道,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事,最后却成了政治场上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了了解这个现象,他找来三个人做三个个案研究。这三个人一个是王芸生,以前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提过,是非常有名的以前《大公报》的总编辑,还有张东生(音),曾经位列国家领导人的一个非主流派的哲学家,但是也是有名的知识分子,还有潘光旦,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的是奠基人之一。那么这三个人的个案研究,你要研究他们的话,你需要很多的材料,而且这三个人其实过去关于他们的一些研究传记也都出版了,尤其是他们的后人或者是他们后人所支持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在杨奎松看来都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因为传统上我们太习惯用道德眼光去看事情,也许就是怕这三个人物避免过多的道德谴责或者是要求,那么有时候就会从一种非常同情他们的角度出发,有时候做出了一些对某些的史实跟资料,有点太过想象力,联想太丰富的一些解读。

但是假如说,你又很认真的从一个史学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三个人,首先是材料问题。那么这里杨奎松甚至说道,本书所讨论的三个人,王芸生这三个人,我们通常研究人物很容易谈他们的日记,但这个日记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日记它可以选择性的记与不记对不对?但是这里面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日记的问题。王芸生的日记在文革中就被烧掉了,张东生(音)没有日记留下来,潘光旦有少量对立传来说用处不很大的日记与信件。然而,我们还是有材料可以研究他们,那全拜中国特有的档案制度和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那么这些运动里面各种的文档,一些的揭发信函,旁边人对事件的描述全部组织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在那个大时代里面,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经历,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内心的想法。

好,那么从这些档案材料要出发,要重构这三个人他们的政治跟思想上面的遭遇,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位这样的严格的史学著作,编辑、校订全方位的功夫都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这本书其实正如很多史学著作一样,也都有一些硬伤,那这些硬伤在网上已经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出来,说找了这本书的一百条硬伤。

那么后来杨奎松也做了一个回应,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看一看。看过之后,你会大致能够同意杨奎松的一个讲法,就那一百个硬伤里面,大概有几十个其实是硬凑出来的,不能够说是硬伤,而是一些解读的不同,有的解读甚至我觉得那个批评者是矫枉过正,但是有的硬伤则是一些名字的错漏,页数的错印或者引文之中的缺漏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并不会影响我们一般读者对这本书的整体的一个判断,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来看看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我倒是觉得有一个问题,是理论上的问题,杨奎松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是什么问题呢?它就谈到这三个人分别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逐渐的认同新的统治者、新的政权,但他把这个认同分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同。他说有的人,比如说是王芸生政治上、思想上认同比较早,潘光旦是认同很不顺利,思想认同花了很多功夫,张东生(音)的政治认同最早,但思想认同却最困难,到底这样的一个认同,它是怎么样区分政治跟思想呢,我们知道中共要求的是你只是所谓的政治表态支持这个新政权,而且思想跟着他走,没错,是这样。但是这个思想跟政治之间,不是截然二分的两个概念,可能更重要是一个连续体,因为对当时的政权来讲,你思想不认同就不能够叫做政治认同,而这个思想认同、政治认同,也需要更多的概念的理论性的澄清。那么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明天我们继续深入去看看更丰厚的当时三个人的故事吧。

《开卷八分钟》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梁文道【主持人专区】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7:05-17:15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00:25-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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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丽] 标签:杨奎松 悲剧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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