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人感到委屈就想死_卫视频道

为何中国人感到委屈就想死

2010年06月19日 14:43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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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中国人通常在农村里面，比如在家庭里面自杀，他不一定是跟什么社会公正有关的。吴飞就讲到恰恰相反，很多觉得在公共领域里面，在政府面前受到冤枉的人，他反而不想死。为什么？他会觉得我被冤枉了，我还自杀，这种情况我不就等于说，我其实不是被冤，我叫畏罪自杀嘛。相反在家庭里面，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了，你委屈了，这种时候你反而会想自杀。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人感到委屈人会那么多，委屈到想死的人会那么多呢？

凤凰卫视6月18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今天继续来谈《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这本书，作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透过这本书，他去调查一些个案，他对很多概念的解释用回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传统名词，用来做一些个案解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名词变得好像很鲜活，很有意思。

比如说，这里面就提到有一种人自杀，他感到委屈，那种委屈表现出来是一种堵气，气不过。常常讲气不过，想死。怎么个气不过呢？他就提到有这么一个村，叫做韩村，里面有一个老人叫弥张，当然这些名都是假名，这个弥张因为儿子们不孝顺，对他们生了真气，然后他就自焚而死了。

他村里的人跟他说，他死的时候很神奇，他坐在柴火中间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他所有的存折和钱点着了，然后他们忙去救火。等到火苗灭了之后，就听到他身体里哗啦，这么一声倒在地上，然后他们就解释，这就是他那口气，可是他早死了，就是别着这口气出不来，你说这是多大的一口气啊。

老百姓是这么来解释的，然后吴飞在这里就说，你看这说明的是什么？气，首先被理解为是因为儿子对他不孝顺，对他们动了真气。第二，气是他用来支撑自己的毅力，使他能够忍受烈火烧灼，最后气又被理解为一种物质，是他的呼吸，这口气出来，他才彻底死去。

然后，他就说我们不能把赌气理解为委屈的结果，但是它是作为通过对委屈积极的反抗来维护个人人格，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赌气而死，是因为他在乎自己的人格，要捍卫人格尊严，觉得受委屈了，但是这个人格尊严，他太考虑我这股气受不过，而气这个东西通常是在出现了不公平的情况下，我们才讲气，社会里面，政治里面只有出现不公平才讲气节。

一家人里面关系不好了，你才会讲说你有气。除了气，为气而死，还有为面子而死，这是因为中国人很注重面子，这里面，他就说到有这么一个讲面子而死的人，也是在孟州县里面有一个名人，叫周留。这个周留，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发过财，是声势很浩大的一个有钱人，但是这个人另一方面是无恶不作，他做生意的手段非常的龌龊，然后也养了一些小媳妇，小情人，这都不再话下，但是后来，他变得非常的潦倒，潦倒到最后是欠债累累，最后他还自杀了。

为什么要自杀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小媳妇跑掉了。这小媳妇，他在外面认识的女人，把她娶回来，当时有些老者还劝他，你就别娶了，你以前玩女人哪有这么娶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老婆嘛，他就不管，结果这女的跑了，他就自杀了。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吴飞说，周留干尽坏事，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坏事而感到丢人，人们也没有因此就歧视他。相反的他成了孟州的名人，按照金耀基教授的分类，他是透过丧失了道德上面子，你是干了很多坏事的面子来取得一个社会面子。就是大家看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还觉得他很有名，很佩服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说，他几乎无恶不作，但这种道德上的无拘无束，和他的人格价值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他的人格，他对自己人格的尊重不建立在自己善不善良，守不守道德的规矩，而在乎什么呢？在乎他对朋友慷慨仗义，对乞丐有同情心，投资建设，在地方上修桥，这都是做了好事，然后他可以不在乎自己招人恨，不怕人们说他是坏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地方的人的世态炎凉和小媳妇的背叛。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一种，对面子的观念呢？吴飞在这里就解释，他和很多那一代的暴发户都是从文化大革命时候，红卫兵的头目，他们在文革里面培养起来蔑视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80年代早期的发财致富，凭同样一股狠劲，蔑视一切的狠劲去发财了。

然后，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浑然不同，但在精神气质上，这批人是一样的，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因此这种人注重面子就会有点偏差了，所以就会出现像他这种死法。

除了你觉得面子丢了要死之外，当然还有很多人家说他自杀是因为他想不开了，所谓的想不开又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想不开说回来，想开就是一个人很明智，很慎思，他懂得过日子，该怎么过。吴飞在这里面就说到一个正常的人从出生开始在各个阶段完成应该完成的责任，最后寿终正寝就是日子过得好了。

中间，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麻烦，但是一个真正想得开的人，不是盲目放弃人格价值，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的逃开一切，而是能够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的跟全家人一起过日子，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靠自己聪明，而是他懂一套东西，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礼法。

这个礼法现在不在了，该怎么办呢？吴飞就提到有一个NGO，叫做农家女。在这个地方上教很多农民百姓，家庭和睦相处的方法、原则、道理，用各种手段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吴飞到最后，他认为这种礼法教育的秩序，应该像以前一样，重新回到国家的肩上。

可能问题上，这么一来，你要举出一些具体的说明，说是为什么？无论理论上或者实证上，你不能说以前中国是这样，我们现在是这样，现在老百姓有没有这样的期盼呢，而且国家又该如何介入呢，如果能够在不影响大家自由的情况下，去介入我们家庭生活呢？他举出的NGO例子，恰恰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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