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或成中国改革新起点

三中全会在即：中国改革如何强力推进？

邱震海：“383”这个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了。这个方案都很好，思路都非常好，当然关键性，我们大家关心第一细则在哪里？第二阻力如何突破？第三是疗效以及它的时间表到底在哪里？所以有关这些问题，我们还是继续跟两位嘉宾进行讨论，同时先听听我们的战略观察员的意见。

陈少波（战略观察员）：刚才大家讨论的财税改革、央地关系，也讨论了垄断问题，特别我们讨论昨天“383”的公布，我想刚才讨论的问题大概都在于改革的硬实力，所以改革要成功不仅要有硬实力，还需要改革的巧实力和改革的软实力。

邱震海：你的软实力、巧实力具体指什么？

陈少波：具体讲这个巧实力的话，怎么样管理社会的期待，怎么凝聚社会的共识，怎么样扩大整个社会的利益整体来推动改革，这是改革的巧实力。软实力呢，就我们不仅要强调从各个领域去改革，更主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讲改革。这个改革是什么呢？要从人类文明的价值，从常识、从理性来定位改革，而不简简单单的只是讲一些利益，讲一些边界。

邱震海：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先听一下杨宸的意见。

杨宸（战略观察）：我们现在谈到改革当中有很多阻力，这就好像一个外科医生，他可能可以给别人开刀，但是很少有外科医生说自己可以给自己开刀，所以如果外科医生要给自己开刀的话，那就需要，我觉得现在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进入社会的一个监管。我们谈分权如果脱离了这个社会监管，这样的分权是很难持久，而且很可能到最后就不了了之。我们可以看到在俄罗斯也好，在柬埔寨也好，这些国家比如说它都有官员的这种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但是这些国家它的腐败情况其实比中国还要严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些社会缺少一个社会的监管。

邱震海：那你说社会监管在中国今天来说具体指什么？可以想象有哪些社会监管？

杨宸：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像网络舆论上的管制。比如说前段时间上海设立了自贸区，但是后来又有官方媒体出来辟谣，这种都是非常点点滴滴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社会舆论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邱震海：对社会、对改革期待值的一个期望的管理，尤其对社会监管的一种期待。

费瑶（战略观察员）：现在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我们必须要坚持改革这条路，而且坚持不懈一直走下去。可是无论是所有的改革或者是发展，社会任何的变革，它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得到幸福。可是我们在讨论这么多财税、金融、垄断，如果这些改革，如果我们只是提出来一个口号而已，真正能够让老百姓尝到甜头大概需要什么时候？老百姓能够尝到什么样的甜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所有的改革这些措施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地切身实地的能够得到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邱震海：费瑶的问题，刚才跟陈少波的问题两个人是一体两面、异曲同工的，一个是对改革期待值的观点，另外一个是到底如何让老百姓真正能够受惠。

迟福林：现在我们在讨论改革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改革开放35年了，我就编了一个过去34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全记录。那我们在取得历史性同时，我们现在面临的历史性的一些机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想第一目标的设定很重要，就是我们到了现在承认不承认或者如何来分析我们的病因在哪里，是什么病？第二预期，我们的预期在哪里？应该预期到2020年，我们整个2020年是我们的行动时间表，第三行动路线。

邱震海：刚才陈少波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我们一下子把老百姓对改革的期待拉得太高了，会不会由于希望过高，导致届时如果我们的细则、阻力，在疗效方面不能见到一个成效，可能又会使大家失望也很大？

迟福林：所以我刚才说的目标的设定、时间表和行动路线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务实的推动中国的下一步的改革。

邱震海：针对费瑶这个问题，我们让老百姓如何切切实实能够感受到，你们谈的什么利益，央地的关系似乎都是你们之间的关系，跟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明天的工资能不能涨？明天我的房价能不能跌？

迟福林：所以这次改革的第一个大目标，我的理解就是在富民上要有突破，我们挑得利益关系说到底干嘛呀？只是中央和地方要挑，但最终要落实到老百姓身上。所以在这个上，我说我们的微体的改革都要体现在有利于老百姓。比如说生态环境体制干吗？就要老百姓要有一个逐步改善大家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所以这个就是下一步在这个改革当中，和老百姓直接相关的类似收入分配，类似公平正义，像司法体制大家大官司，司法公开、司法公正，都会有一些重要的调整。

邱震海：针对杨宸的问题呢？现在好像似乎谈改革都是你们在谈改革，精英界谈改革，好像社会是在游离于改革，对改革的监管之外的。而不但如此，我从杨宸的话中，还听出来我们对互联网的管理还非常之厉害，这个到底如何来解决？我们似乎看到这个社会几个轮子是互相在分裂的，是在不同的轨道上跑，的确是由于不同部门的利益，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它最终无法完成一个对中国整体民族利益的一个服务上面。

迟福林：我们在看到今天改革的共识缺实，这个的同时应该更看到大家实际上对改革有共同的期待，都希望从调整利益关系入手能改革有突破，我想一定把本子看清楚。在看现状的同时，不要丧失改革的信心，这个很重要。

邱震海：迟院长说了很多，看看我们战略观察员有没有被院长所说服，还是由于院长的问题，你们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少波？

陈少波：其实我们现在谈改革，大家都谈的很沉重，要打破坚冰。其实真正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我们讲到，就是刚才剑涛兄讲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要达到这种目的，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谈改革。比如我们要回到人类生活、文明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就是对人的尊重，可以自由的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可以生活上有安全感对吧，可以自由的发表我们的言论，那么这种程度我想是中国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共同期望。

邱震海：杨宸，有关社会监管。

杨宸：我觉得陈老师提出来的这个已经是最高的层面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可能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现在的话，我不会期待很大的这种触及灵魂的改革，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的方面，来间接带动那些核心的改革。

邱震海：好，剑涛兄。

任剑涛：改革本身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要搞错了改革以为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如果轻松愉快它就常态生活，我们不需要改革。

迟福林：改革实质是革命。

任剑涛：改革实质是革命，这是邓小平一再指出了改革的难度所在，那就在于我们的社会期待和能够提供的这个社会期待的物品是不足的。我们怎么去改变这种局面？那就是改革的任务，因而改革始终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进行。无论是七八年启动改革，还是要今天我们重启第二次改革和第二次转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原因在于我们要从农业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从传统文明转化为现代文明，这么巨大的一个转型，社会矛盾一定是非常尖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设定总体目标，在启动制度变革，在跟进各种的利益调整举措，毫无疑问每个人的蛋糕和整个部门的蛋糕都要被挪动。因此，我们要对这一次改革有一个非常艰难的准备，这正是我们所谨慎乐观和审慎悲观，它的一个共同理由。如果中国的改革没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准备的话，那么我们说社会期待永远在前一任政府这一列笨重的列车在往前运行，那么改革永远抵达不了它成功的对岸。

邱震海：好，现在我们看看现在谈改革是在2013年的10月27号，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也许十几天之前，对于未来无论是时间表，还是疗效，二位有什么期待？

迟福林：我们在未来，我们大概比如说我们马上要进入十三五，然后十九大，我们到2020年一个全面小康的目标。

邱震海：但是2020年这个时间取决于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

迟福林：对，所以这三年应该说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自己转型的关键点、临界点或者是关节点，所以这三年必须有一个目标要选择很清楚，我们要加快走，但是走的目标很清楚。

邱震海：迟院长，如果说到了2016年，到了2016年三年之后，我们重新来检验我们今天谈的所有东西，我们发现垄断行业改了一点，但是改了一半，土地改了一点，改了一半，央地财税我们改了一点，改了一半，但是刚才我们设定的2017年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改革并没有完全让我们满意，这时怎么办？

迟福林：对，那么会面临着更大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邱震海：十八届三中全会马上要召开了，中国改革如何强力推进？也许是全国上下大家你我一起来思考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在过去若干年，中国改革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左右徘徊，未来面临经济放缓和社会矛盾持续上升，也许我们再也不能等不得了。2017年这是中国一个闯关之年，闯过这一关，中国未来不能说铺满鲜花，至少是一马平川，闯不过这一关，我们一起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