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敦信：日本历史观混乱是美政策调整的结果
解说：在日本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我们日本是条狼，挨了几十拳头，死于两颗子弹。”实际上，多半的日本人并不服气，他们认为如果不是美国插手，那场中日战争，日本肯定能赢。面对侵华战争的史实，今天的一些日本人，是否是因为愧疚才对此回避或否认的呢？
阮次山：对日本人，我们就是一直纠缠一个东西，我们就觉得你从头开始对我们从来没有说过道歉，没有认真地道歉，日本人说我有，他说有，他说“我们深切地反省了”，这是日本的用语，究竟我们不明白它的语言，中文跟日文之间隔阂？还是他们，您懂日文，他有过道歉吗？
徐敦信：有，我认为是有过，但是我不能够用我们所希望的，或者我们认为应该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有点苛求他，因为日本今天形成这样，我认为不是文化因素，是战后冷战大背景之下，美国政策调整的结果。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是很严格的，现在的日本《和平宪法》，当时对战犯的处理，对日本国内的教育，都做了一系列地民主改革，但是没搞完，这是美国政策的需要，因为出现了两个阵营，出现了包括中国当时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些对美国来讲它觉得不行，需要赶紧把日本放出来，来帮它一把。尤其解放战争。
因此原来执行的政策，中途停止了。我给我们中国的孩子们，特别是学生们怕他们听不懂，我说我们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国老百姓受苦，这场劫难完了以后，邓小平领导大家搞了一场大的思想清理，叫“拨乱反正”。通过这个“拨乱反正”，什么是是，是对，什么是非，什么是白，什么是黑，清楚了，所以现在它不混乱，讲过去的事一提，是非几句话就清楚了。
日本拨乱反正没有搞，这个责任我认为不是日本老百姓的，甚至于不是日本政府的，而是当时的占领当局，因为它是至高无上，它把这个改革进行下去，这个问题就会好一点，不进行下去就留下了后遗症。这就是日本的现实，所以日本今天的这个状况，对那段历史的混乱，我坦率地讲，我接触那么多日本人，真正有比较正确认识的是少数，真正认为大东亚战争还是好样的、是个圣战也是少数，两头少数。当中这一大段是比较混乱，各种看法都有，所以他们就会出现问题了，不自觉地、情不自禁地思想就流露出来了。
徐敦信：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是在误人子弟
解说：2005年春，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本书严重歪曲了历史，不仅隐瞒了加害事实、充满着受害者意识，更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肯定了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存自卫的观点。
徐敦信：教科书问题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我在日本当大使，我跟日本朋友交换意见，跟他们舆论界交换意见我都讲过，教科书问题是你们的内政，我们正常情况之下不要管这个事，是你们自己教育后一代，但问题你涉及到我了，所以我要提意见，我希望你注意，你不要误人子弟了。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你要走向世界，你要跟全世界相处，特别是跟亚洲相处，你让孩子们带着一个错误的历史观，错误的历史认识你怎么交往，这个买卖还做得下去吗？文化交流还谈得下去吗？这个对日本今后是不利的，你这个是误人子弟。我觉得这个道理日本朋友还是慢慢地懂了这个道理，很多人。
阮次山：换句话说中间这一层，混淆的这一层还是有待于我们双方，尤其是咱们中国方面，加强跟这方面的联系，那就要长时间了。
徐敦信：是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也不能出格，因为最终来讲是要等待日本人民的觉悟，或者多数人的觉悟，他没有觉悟之前，他没有认识到之前，说多了人家就烦了。而日本的社会状况这也是很自然的，战前出生的跟战后出生的，战后出生现在已经占到了七成甚至于到了八成，像我这个年龄，知道历史的，有过这个经历的少了，没有这个经历的，他没有经历过，说那个事跟我没关系，是他爷爷的事是不是？要他们来，再加上教育当中也有这样的问题，这就很麻烦，所以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对日工作的，现在虽然离开了，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使它能早一点了结这个问题，我想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说中国老百姓思想上他也有一个情结，他也有一个叫做我的看法这叫做“历史的记忆”，或者说“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它是个集体的，民族的集体记忆。那么你说它是一个包袱，我觉得不是包袱，它不是要放下来的包袱问题，而是如何使这个记忆，受害的意识能够慢慢地淡化，能够消失的问题，能不能呢？我觉得是可以的，需要两条。第一，加害者一定要言行一致地来对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受害者方面，特别是领导、高层、舆论要进行教育，要进行引导，教育引导的一个前提需要加害者方面配合，而不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