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森塔拉伊，出生于1954年，1975年在伊朗德黑兰大学取得商业管理学士学位，1977年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77年至1979年，塔拉伊曾作为高级研究专家任职于伊朗最高规划院和管理计划组织的宏观经济方案。1980年至1992年，塔拉伊担任伊朗国家计划中心秘书长及经济计划部负责人，起草了伊朗的第一份发展计划。在出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外长前，曾担任过伊朗驻意大利罗马经济参赞，伊朗驻韩国大使，及伊朗驻日本大使等要职。

阮次山：阁下，您这次来这里，您想推动伊朗和中国在哪些经济方面的关系？

莫森塔拉伊：你知道，伊朗和中国都是文明大国，两国之间拥有很强的合作平台来一起进行商务活动，一起开展国际事务和经济文化事务。当然，作为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外长，我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推广国际经济关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日本，也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正快速发展。特别是最近，我们这种关系的发展和扩张更是显著。比如2007年，根据最新资料，进出口的总额超过了200亿美元。但200亿与我们两个大国间关系发展的潜力相比，却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说实话，我们两国也正面临着一些问题，如银行系统，由第三者所引起的外部因素和干涉。联合国的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制裁决议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就伊中两国间的关系发展而言，我们强调的是未来，而不是短期。是的，短期来讲，我们不得不接受第三国所制造的压力。当然，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它的责任很清楚，但我们伊朗的期望也是很大的。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们相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常任理事国，应该会承认并支持各国的合法权利。因此我期望我此次访问将有机会与中方高层官员展开讨论，扩大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为两个伟大国家未来的关系创造新的机遇。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属中东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尤其丰富。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１５.６％，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作为伊朗经济命脉的石油，承担了伊朗全部外汇收入的85%以上，是欧佩克成员国中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在2005年末，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价值1000亿美元的石油合作协议，中国也取代欧盟成为伊朗最大的石油贸易伙伴。

阮次山：在伊朗和中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上，贵国是否向中国出售大量的石油？

莫森塔拉伊：我们当然有向中国市场出口伊朗的石油。中国现在尝试在非洲寻找新的石油和气资源，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没有可能的。中国必须与中东的石油生产国更紧密的合作，这是绝对必要的。理由很简单，即高速增长的经济。我对经济学很了解，提到经济增长，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最低经济增长率。以美国为例，这个最低经济增长率是3%，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社会和人口年轻化，很有活力。他们吸收各地的移民，而移民又是该国创新制度的极其重要的部分。

美国一直是历史上的经济大国，他们也想保持这种地位，但他们需要大量的就业机会来满足年轻人口的需求。因为许许多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涌向美国，并提供他们的专长和技能。所以美国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是3%。如果达不到3%，不用两年时间，美国就会大伤元气，出现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给别国制造麻烦，因为他们有强烈的需要，如更多的干涉别国和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九一一”爆发之前就正是这种情况，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联储局连续11次减息以刺激经济，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都维持在1.5%到2%之间。所以大家当时期待重大事件的来临。我们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对欧洲来讲，最低经济增长率是2.5%，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说法，如果低于2.5%长达两年的话，欧盟的一体化将面临很多问题，因为这将让他们无法实现他们所许下的诺言。

在将来的十年内，中国的最低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超过8%，一旦低于8%，就会改变所有人对中国经济的期望，从而使中国经济未步入成熟期就要面临经济增长结构崩溃的威胁。就好象1990年以前的日本，当时其经济增长率在6%或8%左右，日本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甚至可以傲视群雄。但后来又是怎样呢？他们遭遇了超过十年的经济衰退，其增长也降至不到1%，也大大损坏了日本未来经济繁荣的结构。所以中国在将来的十年内要保持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中国也需要能源。

中国和伊朗都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自1971年中伊建交以来，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两国之间的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特别是2000年哈塔米总统访华，及2001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回访，两国外交部间正式建立了政治磋商机制，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2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伊朗进行了国事访问，进一步确认了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和伊朗在双边贸易，经济技术，与文化教育等个方面也有着良好的合作与交流，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堪称南南合作的典范之一。

阮次山：中国在伊朗有大量的投资。那贵国是否会投资中国，如重工业等？

莫森塔拉伊：最近，我们着手在伊朗对国有企业私有化。两年以前，超过70%的经济是由国有企业所控制，我们现在开始对所有产业实行私有化。当你进行私有化，同时开放经济体系时，其实这些举动即刻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伊朗已经准备好欢迎各种项目的直接外来投资。近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海外投资者。来伊朗投资对中国是绝对有必要的，伊朗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开放所有领域的投资，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比如在矿产业方面，伊朗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在公路、通讯及化工领域，有充足的技术人员。我们的气储备量排名世界第二。

毫无疑问，我们的石油化工产业也欢迎各种方式的投资和合作。最近，我们每年向中国出口5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产品，所以我们在石化产业、石油和天然气、铁路建设、家电产品，甚至房地产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扩张的前景是很光明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当然我们应意识到伊朗和中国的发展潜能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快的去将它付诸实现，这对于国际和平安全是绝对有必要的。伊朗会义不容辞的承担自己的义务，比如，我们已开始在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建立了很重要的气管。希望很快，（阮：扩大到中国。）我们也知道美国因此很反对，他们视之为不利的信号，是某种威胁。美国总统马上去印度，与印度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核协议，对其施压。这件事说明核问题只是他们的借口而已，可以用来对别国施加压力。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增加对美国是不可以忍受的。

独立自主的伊朗在他们的眼中是可怕的，但独立的伊朗对中国应该是一个机遇，因为我们与胡锦涛主席会谈时，胡主席认为多元化是现今国际关系的主流，独霸主义已不复存在，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独霸主义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互相合作，而共同处理问题需要一个适宜的大气候，独霸主义肯定是不适宜于处理我们共同的问题的。

阮次山：那贵国与欧洲的关系如何？

莫森塔拉伊：我们与欧洲的关系一直保持正常，但我知道欧洲也受到某些方面的间接压力，他们不得不保持一种低调的态势。但我们有足够的技术和资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伊朗人民可以自寻出路，自给自足。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我们与中国的未来关系将一片光明。我们将会坚持自己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也是伊朗和世界各地的友好国家的共同责任，即减低外部冲击对我们现实关系的负面影响。

我们都讲全球化，全球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想法，接受“权利即公理”的新观念。我们必须直接的连手合作，若没有“权利即公理”的新观念和前提，我们不可能一起解决好任何问题。因为这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倘若我们仍相信“强权即公理”，视之为政策的前提和核心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人道损失。这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我的答案。在强权的压力之下，其负面的后果可导致许许多多严重的失误。对于超级大国来讲，因为他们有实力，可以负担得起这些损失，但对于其它国家而言，问题和混乱却是不堪设想。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很好的例证。老实讲，就算在美国，其人民也开始反对。在两年前的国会选举之时，他们就已表态反对，并要求改变路线，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是无法接受的。在美国之后，英国人也开始投票反对其政策，还有别的国家也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