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北京非典中国疾病预防体系全面失灵

老人就医隐瞒非典接触史 接诊人员集体隔离

解说：2003年3月19日和3月21日，中日友好医院和北大人民医院分别接诊了自己的第一例非典疑似患者。随后，在北京的各大小医院里，这种奇怪的病随着患者不但地转院求治，以及种种心态，以致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北京朝阳医院的护士左冬晶的记忆中便有这么一幕。

左冬晶：这个老太太大概是60岁左右吧，然后她当时喘憋的非常厉害，高烧，其他的那些病人也挺重的，因为抢救室嘛，其他病人也挺重的，但是我为什么对她关注特别多呢，因为她表情特别痛苦，憋气憋得特别厉害。我们当时就有一种怀疑，就是，是不是我们风闻的这种非典。但是我们问了问她的病情，也看了看，她只符合第一发热，她有，第二喘憋她有，第三拍的胸片，她的胸片整个都是白色的，她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就是她说她不承认她有接触史，这个很，当时我们就没法判断她就是非典。

解说：按照当时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制定的三条标准，发烧、肺部阴影，以及流行病史，这位老太太因为不符合最后一条，而始终没人注意。

左冬晶：她的家属说她只是在家里，老太太嘛，只是在家里边不出去，所以我们想，那可能就是我们判断的错误。

解说：甚至其病情恶化后，医护人员再三追问，老太太才承认自己与非典病人有过接触。

左冬晶：我记得很清楚，我问了她不下五遍，接触过非典病人没有？家属给我的回答永远都是，我们这个老太太只在家里待着，连买菜都是我们给她买，从来不出去，然后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家的老先生在武警医院去世了，就是因为非典去世了，老太太是照顾老先生去了，但是她是对于，基于可能是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怕我们不救她，所以向我们隐瞒了她的接触史。毫无疑问，这样的隐瞒是致命的，所有当天值班的医生护士，就集体隔离了嘛。我妈跟我说，我爸一晚上头发就白了，因为着急，因为当时就已经有消息出来了嘛，说非典就是治愈率比较低，死人死得比较多，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挺担心的，因为大家都是不太认识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

李桂菊：我们也老耳闻，以前就一直听过，以前我们听我们小叔子说，说广州闹非典呢，如何如何挺严重的，可是我们觉得广州闹非典，离咱们那么老远，我们就跟听故事似的，根本就没往心里，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也没这意识。后来等老太太老发起烧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后来我们又到医院去，那个护士和医生全变了，后来告诉我全学习去了，我说你们怎么着，我说医生学习，怎么护士也学习，怎么全学习？那时候还蒙着我们呢。

解说：每年的3月，是北京召开两会的时间，大街上到处是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然而在2003年3月，北京急救中心工作人员的眼里，这样的繁忙却让他们感到恐慌，那段时间整个急救中心的200多人，90台急救车每天奔波在北京城的个条街道上，他们负责转运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最高峰的时期，仅仅四个小时，他们转运病人的数字就达到134个。李桂菊就是这些被转院的非典病人之一，据李桂菊自己所说，发病之后，她一共被转院了。最终，李桂菊整个家族只有两个住校的孩子没有染上非典，其余的全部病倒在医院，多人在住院期间离开人世。李桂菊和她唯一的儿子也在出院后查出股骨头坏死，整个家族因为一场非典支离破碎。

隐瞒病情，或是拒绝接收，医患人员之间所出现的各种罗生门事件在北京最初抗击非典的日子里交替出现，其中一位秦姓患者在人民医院就诊时隐瞒病情，以致最初护理他的15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而当时人民医院170多名临时工一夜之间则跑只剩下30多人。而针对转院这一现象，一位医生多年后曾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转诊时病人都不肯上救护车，说不知道会被送到哪里去，后来听说转诊的，都无需再个人支付治疗费用，大家又不管什么病都往车上挤。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SARS袭击北京是一场全方位的袭击，既关于病毒，也关于人性。

陈晓楠：2003年4月3号这一天，国务院新闻办本应该在上午十年举行记者招待会，推迟到了下午三点才开始，在记者提问之前，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就向到会的国内外记者宣布，中国局部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正如大家看到的，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工作生活持续正常。接着张部长又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也许是看到了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名外国记者戴着口罩，这位部长又做了补充，他说，在座的各位戴口罩不戴口罩，我们相信都是安全的。此话一出，会场传出了记者们的阵阵笑声。

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来回顾这样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或许我们不应该只感到简单的愤慨，其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更多的是当时的无奈。

 北京非典疫情爆发 医院临时护工纷纷逃离

解说：2013年的今天，不仅是SARS爆发的10周年，也是它也是中国疾病预防体系建立60周年，1953年，中国效仿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从省到地市、县的卫生防疫站，二是在医院里设立了卫生系，后者为防疫站五提供人力资源。这个如同金字塔一般从上至下的公共卫生模式，原本是为了统一调配资源，抵御各种传染性流行疾病。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它完全失灵了。

北京，乃至中国是安全的，当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面对国内外新闻记者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不可能不知道到4月4日为止，仅北京一家301医院的非典患者就已经达到了46例，然后他真的不知道的是，北京究竟有多少非典患者。当时北京的医院性质为多头管理，有部属、有市属，也有部队和高校的，平时各自为政，互不通气，再加上急救车在各个医院之间的来回转运病人，北京的非典患者数量一度成为了一个迷。

卢广：已经问题很严重了，他其实还说没有，真正的污染区还在于人民医院。人民医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医院，特别像白血病，很多那些专科是很有名的，很有影响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那里治疗，几乎在住院的人，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多少比例，大多数都被感染了。

记者：那是因为防护措施没跟上？

卢广：因为他一个护士感染了，走每一户，每一个病房它都在传播，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对外面还不说，结果就越来越严重。

解说：当时的北京，对于非典的认识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对于非典疫情最了解的医护人员，第二类，应该是了解疫情的，同时掌握言论的官方人士，最底层的则是对真相一无所知的普通市民。如何将一线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全社会，本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在当时却是历经了各种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