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国军密电的军委二局 红军背后的秘密战线

2012年05月12日 13:44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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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34年10月，22岁的方强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途，然而在长征出发的时候，这个有着近10年革命经历的师级干部，却是以被看押人员的身份随队行军的。

方强：当时啊，是红军二十四军指挥员，我参加了一到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就被关到保卫局了。

解说：遵义会议闭幕后，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此围剿的总结决议，正是这份决议使方强和其他关在保卫局的红军干部恢复了自由，很快这些被打倒的干部，就被派到干部团工作，而团长正是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陈赓。

陈知建（陈赓之子）：第五次反围剿打败了，打败了就决定要长征了，在准备的过陈中，就把苏区当时两个步兵学校合并为一个干部团，我父亲当时是当彭杨步兵学校的校长。

解说：身为干部团团长的陈赓，在红军长征出发之时，还有一个身份，被审查人员。1933年3月24日，正在上海养伤的陈赓，去戏院观看钱壮飞女儿的演出，却不想被叛徒认出后被捕，并被迅速押解到南京。

陈知建：以前早有一个看法，陈赓这个人，如果被捕的话，不是烈士就是叛徒，他出来没死，因为蒋介石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放他走的，等于，因为宋庆龄和何香凝两位夫人把蒋介石闹的够呛了，本来准备要杀他，他自己亲自劝降都劝不过来，准备要杀，最后咱们党，把这个情况通报给这个，实际上两个国民党元老的夫人，她们俩就去找蒋介石闹去了，蒋介石不好杀了，因为在黄埔的时候，第二次东征，我父亲救过，那会儿当连长的时候，救过蒋介石的命，所以就是制造了那么一个机会，也跟地下党联系好了，他跑出来了。

解说：1933年5月，回到苏区的陈赓，被指派到彭杨步兵学校当校长，同时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和干部团其他被打倒的干部一起，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后，身为干部团团长的陈赓，才初步通过审查并且恢复了党籍。

陈知建：湘江战役以后，那把兵打光了的那些干部都集中到干部团来了，这个干部团是一个兵力充足，士兵最小的都是排长，都是干部。

解说：1935年1月27日午后，青杠坡战役进行到最关键时刻，由于援军陆续赶到战场，川军的进攻也变得越来越猛烈，甚至一度接近了总参谋长刘伯承所在的前线指挥所。而中央红军这边，守卫主阵地的红三军团，已无预备队可用，从元厚回援土城的红一军团二师尚在路上，此时，跟随中央纵队来到土城的干部团，成为了毛泽东手上的最后一张底牌。

周军：这个川军看花眼了，以为是中央军上来了，都戴着钢盔嘛，以为是中央军上来了，中央军上来，那来支援我们了，结果上去一看，那个花机关一扫很厉害，一下把那川军冲退了。

解说：干部团的加入，使青杠坡主战场的局势瞬间发生了变化，原本处于优势的郭勋祺，一下子被动了，他只能一面苦苦支撑局面，一面给刘湘发报，要求速派援军驰援青杠坡。

第一时间破译国军密电 军委二局成红军制胜法宝

陈晓楠：就在干部团加入青杠坡战斗之后不久，红军又一支生力军红二师也奉命赶到了青杠坡朱主战场，战场的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1月27号下午两点，红军主力发起了全面进攻，冲击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川军不得不收缩了防线，到28号的清晨，青杠坡主战场枪炮声仍然大作，此时弹药给养基本耗尽的郭勋祺作如坐针毡，而援军和运输物资的马队呢，迟迟没有能够到来，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战场前沿传来了一个让郭勋祺倍感意外的消息，那就是红军不见了。

解说：1935年1月27日，在青杠坡主阵地上，红军战士与川军，经过十几个回合的较量，仍然难分胜负，而在3公里外的土城镇里，一条没有硝烟的战线上，较量也在紧张的进行着。自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以来，红军一路过关斩将，一方面是依靠战斗部队的英勇作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负责无线电侦察的军委二局总能在第一时间，破获国民党军队的密电往来，为红军提供准确的敌情通报。这支1932年才建立起来的秘密战线，成为红军随后在苏区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对于中央红军，能在相对落后的苏区，组建起这样一支高科技情报部队，就连初到苏区的洋顾问李德也感到十分意外。

伍星（伍修权之女）：他这个很惊讶，说没想到红军有这样的能力，能够窃听和破译这个国民党的电报。

解说：这些被称为“小鬼”的红军战士，大部分年龄在十七八岁，其中直接负责破译国民党密码的除了29岁的二局局长曾希圣外，还有19岁的曹祥仁，和18岁的邹毕兆。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区，红军战士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在参加革命以前，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此曾经念过私塾的曹祥仁和邹毕兆，在当时的红军战士里，算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了培养自己的无线电通讯力量，中央红军在苏区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曹祥仁和邹毕兆先后参加了培训，并且成为了优秀的报务员。此时，曾希圣也从上海辗转香港回到苏区，并且开始筹备人力情报，和无线电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作为优秀报务员的曹祥仁，和邹毕兆先后被调到军委二局，成为了破译科，仅有的两名破译人员，并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无线电密码破译生涯。

曾小红（曾希圣女儿）：他们三个人是骨干，是主力，而且是始终参加者，父亲是一边破译，一边还要指挥整个二局的工作，曹祥仁同志和邹毕兆同志是专门破译。

解说：1934年10月，军委二局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途，由于离开根据地，红军的人力情报只能起到侦察当面之敌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整个区域内国民党追剿部队的部署情况，就只能依靠二局的无线电侦察手段了。然而，由于长征期间，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行军，不可能在运动中架设电台，抄收国民党的往来电文，及时获取情报，变成了很麻烦的事情。

曾小红：人家战士他们可以行军，可以到了营地休息，但是二局的情报是一刻也不能停的，24小时的在那要侦收，怎么走着干，因为它有庞大的机器啊，还有发电机，还要把机器架起来。父亲想到跑步有个接力赛，他就想把人分成两部分，我们进行接力，一部分是行军，一部分就先扎下来，架起电台，架起天线，开始侦收，那部分人走了，走到某一个地方，他们要行军，要宿营了，这部分人接到通知，宿营的人把机器架起来开始工作，后面又跟着把这些收起来，往前走。

解说：从1934年开始直到红军进入贵州，二局先后破译了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和黔军的多份密码，而这种紧张的工作状态，也成为长征中二局工作人员的家常便饭。

邹雪芳（邹毕兆女儿）：我父亲说他学会了走路行军途中睡觉，我父亲说我走路我都能睡觉，太困了。

曹冶（曹祥仁之子）：经常他们就不睡觉，所以我父亲这一路之上，不断得肺炎呢，不断的得肺炎，发高烧。

邹雪芳：他们就是破译的任务太繁重了，比如说晚上没有破译完的，白天走路还得想着，骑在马上还在想，骑着骑着从马上掉下来这种情况，就是脑袋里面一天到晚就是，我父亲说一天到晚就是，十个数字来回的转。

陈晓楠：虽然长征当中工作生活条件比在苏区的时候艰苦不少，但是红军的首长们对这几个搞破译的年轻人，还是有所照顾的，给他们三个人配了两匹马，这样呢在行军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马上稍微睡一会。从瑞金到遵义，虽然红军一直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但是有了二局，每天报送的敌情通报，红军的首长们呢，可以找到40万国民党军队部署的空隙，特别是翻越老山界之后，开始有建议权的毛泽东，也是根据二局的情报来判断红军应该西进贵州，从而躲过了蒋介石在湘西下的口袋阵。然而从遵义出来之后，红军在土城却遭到了生死攸关的考验，当然了，要经受这个考验的不仅仅是红军战斗部队，和刚刚掌权不到10天的毛泽东，也包括在此之前的长征路上未曾出现漏报的军委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