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深圳“股疯”：股民群起冲击市政府

2012年02月17日 09:58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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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国刚：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应该向上溯到1991年的新股的发行，直言不讳，当时我是极力主张用抽签表，身份证，这个办法来发行1991年的这一个股票，1991年获得了空前得成功，连香港的报纸都高度评价说深圳采取电脑抽签，这个比我们当年发行股票都公开、公平、公正。

李灏：到了第二年1992年又搞了11家公司，5亿元的发行额又是抽签，这个问题就出了问题了。

解说：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都得到股票的实惠，而不是使股票只成为富人的游戏，当时的决策者出于这样的考虑，沿用了1991年公开抽签发行股票的办法，但是公开抽签的办法是完全的面对市场面对群众，当时的决策者显然对于群众高涨的热情估计不足，经过1991年股市的暴涨，买股票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发财之路。

禹国刚：1992年发行新股公告，上面讲每一个人可以用十个身份证，一个身份证买一张表，一张表100块钱，这些个简单的数学计算，谁都会算出来的，老子花一千块钱买十张表，你还讲了中签率十分之一，我买十张有一张是一定要中的。

李灏：中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最低限度可能买到1000股的股票，1000块钱的股票，按当时的发行的市盈率来计算最少赚一两万块钱，好的四五万都可能，你说我拿出买个表花1000块钱，我再花1000股的1000块钱，我变成两三万块钱，那我打破头，我都要来干了嘛。

解说：各地的股民按往常的经验估计，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之后可翻十倍，于是7月下旬开始，股民们便纷纷南下深圳，在抽签表发售的前几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被炒到400元一张，超过正常价格的10倍，汽车票甚至炒到了上千元一张，据估计外地来深圳的股民至少70万人。

禹国刚：问哪一个来深圳买股票的那个人，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啊，那个人就用陕西话回答，我是从陕西来的，又问他，你来深圳干什么，我是来买股票的，说你弄了多少身份证，我弄了一麻袋，再问你哪儿来那么多的身份证，我把那村上的镇上的都给弄来了，有些还是买来的。

1992年这个股票风波之前，全国各地的钱都朝这儿涌，身份证一麻袋一包裹的往这儿弄，导致最后结果是深圳当地40万人，异地又来了80万人，合起来120万人的炒股大军，汇集在深圳经济特区的特区内特区外，300多个抽签表的发售点上。

那来了以后呢，那拥有一麻袋身份证，那就雇马仔，一个人一天多少钱给我排队，就是由于在发售这个抽签表当中的这种腐败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一两个小时就没了，那后面的可能一箱一箱的，或者几十张几十张的弄走了，那当然比前面还卖的快，于是引起了股民的不满，那一些人就开始不安了，就朝市政府那个方向去涌，走，找市政府，我们就这么辛辛苦苦的就没了，那一些人想制造事端的。

吴小莉：1992年的8月初，特区之城不再平静，8月8日多个售表点的排队队伍发生了争吵打斗，市政府成立了指挥部，来加强组织协调维持秩序，8月9日，9200名的公安武警上岗维持治安。
  
8月10日表示愤怒，揭示舞弊的小字报陆续上墙投诉上访蜂拥而至，这天傍晚，几千股民开始聚集围观，继而他们打着“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这样的一些横幅开始游行。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的干警，几近失控的边缘。

李灏：人都到了门口了都冲击各个机关了，流血事件马上要发生了，那些买不到票又说又打着“反腐败舞弊”你说那个势不可当，如果他冲银行冲边关，冲市政府你怎么办呢，你还不这样想，如果你行动那不流血，一流血事件那就不可收拾了这就。

禹国刚：李灏书记他的主张，得到了市领导大家的认同，由当时的深圳的所有媒体，第一时间将这个决定这个传到外面去，就告诉股民，我们“寅吃卯粮”这当然是一个引号是比喻，就是再增发500万张。

李灏：那时候都来不及印发文件有几条，前面几条说你们冲进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第二条文字我记不很清楚了，第二条我们一定会惩治腐败，对那种有舞弊的话，事后我们会查清惩办。最重要一条我们政府决定，增发把明年的提前到今天500万张，就等于跟白天搞的一样多，再增发500万张认购证，5个亿的额度，你们就可以到原来那个点去排队去。

解说：增发股票的消息出去以后，愤怒的人群终于开始平息了，心里还揣着发财的梦想，游行队伍从市政府前缓缓散去。

禹国刚：这件事情一发生“8.10”是1992年的8月10号发生的，于是北京就下定决心了，下什么决心，他要筹建中国证监会，它认为你地方管不了这个市场，所以“8.10”之后的几个月，到了1992年的年底，中国证监会就成立了。

尉文渊：原来你感觉市场，你还可以控制，国债期货一搞以后，你就发现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资本，那么多不可掌控的力量，你就发现后来我想，我说也许不一定准确，官办资本进来了。

禹国刚：老百姓给我们这个股市起了个名字叫“政策市”，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没有，这件事我们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他都知道，他让我给他汇报他说老百姓知道牛市、熊市，还有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什么的，你听到过没有，其实我也知道。

尉文渊：我们回想一下，现在政府管理，现在我们管理资本市场的很多方式，就和那些传统部委管的差不多，每年开个什么证监工作会议，下一个方针指示，我总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禹国刚：所谓“政策市”它是形象的说，就说我们行政干预多了一些，证券市场不是不要政府管的，证券市场一定要在政府的依法，依照法律法规，监管下来健康发展，这是个根本，就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不对。

吴小莉：有人说中国人太相信政治，又太不相信政治，这种对政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结和情绪在中国股民的身上显露得最为清楚。不过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1992年，除了资本市场的潜在能量瞬间爆发之外，很多事情都突然获得了加速度，甚至快到疯了起来，下海办公司，创业赚大钱，从上而下，似乎都对继续在“理论”层面上讨论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失去了耐心。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说法，也让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告一段落，不过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一直存在着“瘸着腿走路”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因此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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