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肯定“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2012年02月15日 10:2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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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陈禹山（原深圳市南山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这个口头标语大概是这个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下边还有两句，“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一共四句四句后边两句肯定有人，有人很明显内部就有人反对了，顾客是皇帝，共产党干啥。

他们就说一共有四句话，最后就用了那两句，用了两句出来就争论不休，为什么争论，过去的观念我们讲政治挂帅，不能以金钱挂帅。

凤凰卫视2月1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92年1月17日深夜，一辆没有车次编号的列车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家人，缓慢地驶出了北京站，除了极少数人没人知道它开往哪里，20年后人们都说这趟列车的终点只有一个，便是南方，因为那里对于邓小平来说路很远，心却很近。

吴小莉：从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从百年思潮到改革试验，南粤大地始终涌立潮头，敢为人先，而相比北方，南方人也似乎总是能够更早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1979年7月15日，广东要求先走一步和建立特区的最初目的，得到了最高决策的批准，邓小平更是要求可以更开放些。

副总理谷牧甚至说要像孙悟空一样翻他几个跟斗，让本来就大胆的广东人卯足了劲干了起来，但就像一个尘封已久刚刚打开窗户的房间，大量涌进的不光是阳光，还有苍蝇和臭虫，同时也留下了深长的阴影，这些阴影如同南方阴湿冬日里的寒气，凛冽刺骨，对此邓小平深有体会。

1984年年初，他就曾南下广东，那一个冬天和1992年的这次比起来似乎更加的寒气逼人。

解说：1984年元旦刚过，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要到南方看看，1月24日，他来到了深圳，下午3点半在深圳新园六栋二楼会议室，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他和同行的杨尚昆和王震汇报了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邓旭东（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粱湘秘书）：开始听汇报没有多说，当然他刚来的时候说过创建建设经济特区是我的主张，办的怎么样，我要来看一看，开始说了这个话，但是在参观过程中，听汇报比较，问一问那些事以外没有表态，这个过程。

解说：邓小平此行的谨慎是有原因的，特区的大规模建设进入第5个年头，但伴随着劈山填海机器轰鸣同时到来的，还有沸沸扬扬此起彼伏的非议指责，深圳被描述成了一座“几乎不设防的城市”。

杜瑞芝（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有一个报告，说揭露广东走私、贩私、包括领导干部搞这个非常严重。那么这个东西中纪委看到了这个文件呢，陈云同志有一番讲话，这个腐败问题走私，这是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事关全国发展，当然是从广东的问题提出的。

解说：1982年新年刚过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点名指出广东省的走私贩私极其严重，而且这些行为发生在一些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身上。

邓旭东：当时，确实在沿海一些地方出现了走私，基础上那个时候是群众性的，像我们特区内少一点，两边特别是接近惠阳那些地方，有时候老百姓多的时候有两三百人，都是日用品加上少量的电器。

张岳琦（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秘书）：省委那会儿杨德元是他们抓这个力度也很大，也有成效，而且成效不小。

解说：1982年2月，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门讨论打击走私和经济领域犯罪的问题，广东福建的负责人陆续进京，仅广东一个省，省委常委一级的党政领导干部就有18人前往北京开会。

张岳琦：本来是要是正常的说，研究怎么更好地打击走私，这也是好的，但是这个气氛很严厉。当时说你看当时说的什么呢，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当时中央已经说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是说，从此以后不再搞政治运动，这个打击走私不叫政治运动的运动，还说不要手软，要杀一批头，但是后来当时说按照刑法走私没有死罪，走私罪大也不到死罪。

在国际上走私罪多五年是几年，走私杀头不行，那就修改刑法。修改刑法、修改了，甚至说修改了刑法也达不到杀头，因为一修改刑法现在修改了，以前的事还得按以前的法律，又想出一个办法说，到五一以前自首的，不自首的按照刑法还是要杀头，非常严重，说珠江三角洲的干部都是不可靠的，问题很严重的，气氛很严。

解说：1982年的两省座谈会，由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后来回忆说，座谈会上不但引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一份材料，题目叫《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杜瑞芝：我还记得深圳特区有人说，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不是社会主义，很多材料一句话，广东乱套了，资本主义复辟。

解说：1982年2月13日，两省会议结束后，任仲夷回到广东，然而仅仅过了一周，中央就再次召集广东福建两省主要领导进京，当时广东的干部把任仲夷这次进京，称为“二进宫”。

杜瑞芝：这是退下来以后，任仲夷跟我讲了一番话，为什么叫我“二进宫”呢，就是他们汇报了以后，对广东省委不放心，没有解决问题，按任仲夷的说法，主要是对我任仲夷不放心，省里要我去那儿表态。

解说：就在任仲夷等人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胡耀邦以及当时的中央领导和他们谈了话，在谈话过程中，胡耀邦明确提出希望任仲夷能够写一份检讨交到中央。

杜瑞芝：这怎么检讨法，他就不表态，那胡耀邦说我跟赵紫阳检讨了，你不检讨行吗。

张岳琦：当时压力很大，因为传说呢，就是说这都知道了，说广东这个地方怎么要思想解放的人呢，应该要“金刚钻”这个脑袋像“金刚钻”一样硬才行，这样想要撤了任仲夷，但是最后只是邓小平没表态，拖下来没有动。

吴小莉：任仲夷后来回忆说，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中央检讨，他事后坦诚若非邓公支持，我早就过不了关了。1982年的严峻形势，加上任仲夷“二进宫”的消息，让广东省内的基层干部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二进宫”之后的广东省委究竟如何传达中央的精神，改革开放还要不要坚持，这些疑问都盘踞在广东，大多数干部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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