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挑衅尼克松 为什么没有早点到中国来
江青曾挑衅尼克松 问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
陈晓楠: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73岁,从当时的资料画面当中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是非常消瘦,精神也显得很疲劳了。事实上就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三个月之后,医生就在周恩来的尿液里检查出了癌细胞,可见接待尼克松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即便是这样,尼克松访华期间的接待工作,周恩来仍然要亲力亲为。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小到宾馆厨房的卫生,大到给美国人员安排行程,几乎都是要上报到周恩来那里,其中安排美国记者采访是中方比较谨慎的,因为美国记者一向是以挑剔尖锐著称,如何让这一部分人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中方也是想尽了办法。
解说: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他说虽然他遇到了中国人都很和气,和有合作的愿望,他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他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他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
江承宗:这个时候,我们也都有组织,都有人陪同,那些高级翻译精英分给各个陪同的记者。他们有一个反映说,不让我们自由地采访,后来我们给他解释,因为安全问题,太自由了,社会上,万一你们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后来他也算理解。
荣学志(原民族饭店工作人员):他事先得跟外交部得报这些行程,你想采访哪儿怎么怎么这得报,同意你什么路线都得说好了,到时候告诉你这段,长安街西段到复兴路这块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你们要记者要经过或者采访,告诉你们,到时候关系戒严一下完了,俩钟头完了,好了就这样。
解说:对于刚刚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中国,美国记者是十分好奇的,中方也给外国记者安排了一些去工厂、学校,农村的采访,所到之处都让人有过分干净的感觉。据当时陪同的人员回忆,居委会派出所都提前踩过点,有的家里人口多住房拥挤的,先挪出去几口,一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事先有所训练的。
正是如此,尼克松的夫人才会向尼克松抱怨接待得有些拘束,但是尼克松对于这些现象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回忆录中就这样写到。
二十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解说: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安排美国记者采访就必须有中国的翻译陪同,但是在当时,偌大的北京城却凑不齐翻译的数量。
江承宗:外交部的人肯定不够用,当时北京的翻译的精英,外文出版社,什么社科院等等吧,还有一些新闻机构都在干校呢,在干校,后来有的像社科院的美国所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她后来告诉,我们她也是被从干校里面弄来的,她说当时我们在干校已经铁了心了,不再接触什么英文,什么国际关系,我们就劳动改变了,当农民了,这样的思想了都。
没有想到一道命令下去,都是周总理批准的,一道命令下去几十个人都回来继续把你的外交文捡起来,她说没想到的,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她的人生,没错,不是一个人,我刚才说的是北京的外语界的精英啊,把他们成就出来了。
解说:尼克松来到中国的第二天晚上,经过政治局的批准,在安排尼克松夫妇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让江青出面跟周恩来一起陪同观看演出。演出还没开始,江青就不停地向尼克松挑起话端,谈到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书籍,并且不停的提出问题,对此尼克松也只是敷衍做答。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人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到,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他。)
解说:看来江青并没有通过这次努力争取到的机会,给尼克松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而对于江青一手炮制的这出戏,尼克松的评价是。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浮浅和矫揉造作。
刘馥敏:那个时候,真的看见总理那个眼睛里边都有血丝,就熬到那种份儿上,而且那个时候关键是什么啊,总理苦就苦在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吧,还得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还揪他,那个更劳神,没法答复,你答复不了,因为这边有主席的这个什么,他也没摸清楚,那边又不知道江青又怎么样,江青一急了就找恩来呢,就这样。就马上就叫到我们17楼的交谊厅,有的时候总理气得那手就直哆嗦,说话特别冲。
解说:江青曾经是竭力反对尼克松访华的,她没料到尼克松最终还是成了毛主席书房的客人,晚上看完演出之后,基辛格又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关进了会议室,研究《中美联合公报》的每一条草案,尼克松回忆说。
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了进展或遇到了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睡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刘馥敏:他们谈话都到马路上去散步,不在房间里边,因为房间里说话怕录音,灯底下看材料怕录像,实际上咱们那时候没有,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咱们那个台灯底下都不在,他跟基辛格都到马路上去说事。
解说:不仅美国人对中国如此提防,事实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种不信任是相互的。
杨正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那时候传说说是美国人在文化宫里面,靠这个红外线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电台内部工作的情况,直接可以收到我们播音的声音,我们发声的消息播出的声,他们都能知道。对这个技术问题,我不是太清楚,当时如何应对,后来就买了一批遮光的红布,把东边墙上所有的窗户,统统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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