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王映霞受郁达夫之骗 嫁后成小妾

2011年12月08日 09:57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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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解说：“许君终究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的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郁达夫）认为王映霞红杏出墙，于是呢和王映霞大闹了一场，然后呢拿起王映霞的一件白裙子，在上面写此乃下堂妾之物也，也就是说不光是妾，而且是下堂妾，就是赶走了的妾。也就是他就是等于就把王映霞当成小老婆。

凤凰卫视12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39年3月5日，正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香港《大风》旬刊的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刊登了当时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的一组《毁家诗纪》，轰动了海内外，这个诗当中，郁达夫公布了自己婚变的内幕，并且直指说一个许姓政府官员和自己的妻子有“奸情”，这组《毁家诗纪》因为涉及了名家的隐私，一下子吸引了读者的热情关注，据说当期的《大风》特刊，连印四版都销售一空，而且之后上海甚至日本的杂志，也都纷纷转载。在国内外可以说影响巨大，诗中的当事人，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自是不能容忍，先后在《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数篇文章予以反击，这对曾经被誉为是“富春江上神仙侣”的夫妻，终于势如冰炭，覆水难收。成了真正的一对怨侣。

解说：“许君终究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的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郁达夫

韩石山（《徐志摩传》作者）：他（郁达夫）认为王映霞红杏出墙，于是呢和王映霞大闹了一场，然后呢拿起王映霞的一件白裙子，在上面写此乃下堂妾之物也，也就是说不光是妾，而且是下堂妾，就是赶走了的妾。也就是他就是等于就把王映霞当成小老婆。

解说：为何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曾经的“神仙眷侣”会反目成仇，又为何郁达夫会称王映霞为妾，这段感情纠纷还要从1917年，郁达夫的第一段“父母之命”的婚姻说起。

1917年在日本留学了四年的郁达夫接到来自浙江富阳老家的电报，说让他回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亲事，类似的情况郁达夫的同乡日后成为郁达夫好友的鲁迅，也遇到过。鲁迅称其为“母亲给自己的礼物”，郁达夫的这份“礼物”是富阳当地颇有名望的一户人家的小姐，姓孙，与郁家沾点亲戚关系，走动比较勤，两家老人一合计，没有征求当事人意见，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

出国见过世面的郁达夫自是不愿意，他先到北京，在大哥郁曼陀家躲了一个月，终究还是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回到故乡。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之所以最后还是回来结婚，就是因为母亲的原因，因为鲁迅说的很简单，这个朱安不是我的太太，他是我妈妈的媳妇，这个话就是说的很明白了，就是说遵从母命，郁达夫也是，他们就是想拒绝这个婚姻。

解说：郁达夫是16岁那年留学日本的，那是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值此民国元年社会上一片新气象，大家剪去头上的辫子，政府官员的袍子马褂也改成了洋服，连衙门的招牌也都换成了新的。新政府立志图新，分批派政府人员到东洋西洋学习考察，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在北京司法部供职，也被派遣到日本考察司法。

梁文道（文艺评论家）：民国是中国数千年帝制崩溃之后的，第一个转型年代，就我们知道从中国过去长久以来的帝制向现在的转型，民国是真正的第一次的转型阶段，那是个蓝色的年代，什么叫蓝色的年代？它比较开放它比较自由，那个时候的中国，好像是一个还没有还是一张白纸，好像大家很多人感觉是我可以在上面任意涂抹，于是晴空万里好像你什么都能干。

解说：16岁的郁达夫已是满腔报国救民的热情，几个月前他因为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开除，这对他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之后他就躲在家中狭长的阁楼里自学，此时大哥赴日考察，对穷居在家的郁达夫而言，是个天大的好机会，他带着几本旧书，穿了件半旧的夹袄，就随长兄前往日本决心一展宏图。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在日本的这一段生活对他的创作，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如果不去日本，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郁达夫。

解说：在日本郁达夫开始大量接触西洋文学，四年间他所读过的日俄德英法等国的小说千余部。此时的日本已经迎来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满街的名优贵妇衣着暴露，自由恋爱两性解放的观念，涌入郁达夫所在的东京。这些新观念对于刚20岁敏感忧郁的郁达夫来说，格外具有刺激力和影响力。

罗以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他追求过日本的女孩子，他和日本的女同学，日本的所谓美人吧，很多漂亮的女孩子，他写了很多诗，还有扇子都带回来了。

解说：郁达夫与日本女孩的交往，并不是一段愉快的记忆。“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口中，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子里，会是怎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怒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郁达夫

许子东：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郁闷吧，我说郁闷就是郁达夫的苦闷，就叫郁闷。他的郁闷要点就是两点，一个是民族一个是性，爱情啊青年人嘛，这个就是对女性啊，对女性的渴望，然后他又特别敏感，他就觉得女性对他，不爱他，他在异乡其实他自己神经过敏了，他就觉得日本学生对他不好啊，敏感，对女性的渴望焦虑，演化成为一种性的危机。

解说：东京街头穿着暴露的女性，杂志封面上半裸体的美女，小说中自然主义性心理的描写，都刺激得郁达夫内心的苦闷，呈几何式膨胀。终于在一个雪夜爆发。“受了龟儿捣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吟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志愿，我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郁达夫《丁已日记·雪夜》

许子东：他有几个被认为不太道德，一个是自慰，第二个是偷窥女孩子洗澡，第三个是在野地里偷听人家男女做爱，其实也不是他偷听，是正好人家在他边上，第四个是到了一个妓院里，给妓女写诗，也没说有没有做成什么事。这几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分析起来，尤其联系当时的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我们可以说并不是他不道德，而是他太道德。就是他的心理压力太大。

解说：怀着对日本东京的极大怨恨与诅咒，郁达夫转学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在这里他与杂货铺店家的女儿后藤隆子相恋，这是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但决裂于郁达夫“弱国子民”的自卑。与隆子分手后，郁达夫应母亲的要求，回乡与孙家小姐订婚，孙家小姐原名孙兰坡，虽缠着小脚，但也写得一手好的旧体诗，这使郁达夫颇感欣慰。回到日本后，郁达夫与未婚妻保持书信往来，为其起名“孙荃”并作旧体诗一首。“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郁达夫

但郁达夫终究没有与孙荃携手终身，因为10年后，郁达夫在上海见到了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郁达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着：“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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