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在拿苏联技术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所以像我，像王淦昌，都不可能参加这些工作，我们根本就不能沾边，我们培养别的干部，给他们输送干部。
凤凰卫视4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面对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扔下的烂摊子，中国人必须收拾后重整山河，没有了老师的学生，其实反而放开了手脚，因此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被逼出来的”一说，当然那些驯核人也并不是一些简单的学生。
中国核试验的进程，更加深了对手的紧迫感，几十年之后，当时设计的一场“美苏合作”的具体细节被透露出来，而一场中国人释放原子力量的惊雷，也正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迅速奔向倒计时的终点。
解说：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认为，撤走了苏联专家，就等于是抽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队伍的脊梁骨，他虽然不像某些人那样，嘲笑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但他也认为，中国起码还需要好几年，才能研制出核武器，现在还没有到关注中国核问题的时候。
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时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拿苏联技术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是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所以像我，像王淦昌，都不可能参加这些工作，我们根本就不能沾边，我们培养别的干部，给他们输送干部。
等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央政策改了，要自力更生了，那就不是苏联专家让中国人去了，我们去的时候是苏联已经破裂以后了。我们1961年才去，1959年就撤退嘛专家。原子弹专家，所以那改596，1959年6月就撤退了，不过这个事倒是好事，要是让他帮助的话，中国是肯定没有氢弹的。
解说：在中国的史书里，苏联撤退专家的事件，一直被认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激起人们的愤慨。但确很少有人意识到，此事的另一面，它将一个撤空了的广阔舞台，摆在了中方知识分子的面前，这让一大批“英雄”几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这大概是当年事件的始作俑者没有预料到的。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1963年8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产品；1964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至此重新起步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专家撤走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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