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玉山:家里爱人一个人上班,孩子小都上学,家里出点啥事都不知道,那时候通讯又不很方便,打电话又费劲,就靠经常写信。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处级干部不让回家,也不给你假,再加上当时也脱不开。我当时来了,除了宣传部以外呢,兼机关支部书记。来了以后比我小的,小年轻的吧,来了有时候就哭就干什么的,没有办法。你自己得挺着,忍着,完了到过年过节,我领他们包饺子,搞点活动,大家乐趣,免得他们想家。
三线建设者:对让妻子一个人带孩子很愧疚
解说:王大保有着和郜玉山相似的经历,1968年结婚不到两年,王大保主动申请来到攀钢,此后的七八年,作为一个丈夫,同时作为一个父亲,他都无法尽职。
记者:那时候她一个人带孩子,您觉得愧疚吗?
王大保:那没办法,是感到愧疚,那也根据条件不允许,还不到迁户口的时候,户口没放开来不了。有时候她自个在家也掉过眼泪,也哭过,我说你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
解说:一年365天,有多少个日日夜夜,那些不能团聚的人们独自黯然,独自流泪。在王大保的记忆中,七、八年间,每年一次的探亲假只有二十天,而每一次这样的团聚,他在路上就得花上足足一个星期。
王大保:那时候就是不给报销卧铺,只能坐硬座,完了你从这儿到成都,半天一宿,从成都到北京是两天两宿,把鞋脱了坐那儿,总穿鞋也不得劲。有时候盘个腿,在座上盘个腿活动活动,小范围的活动活动,完了再穿鞋就穿不上了,脚都肿了,脚、腿都肿了,都是肿的,一摁一个坑的,到那种程度。
陈晓楠:岁月荏苒,那些曾经年轻的三线人,如今都已经鬓角斑白、儿孙满堂了,当年两地分居的痛苦,生儿育女的艰辛,再回忆起来这讲述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别人的故事。在采访当中,很多老人告诉我们,当年为了生产建设,他们没能过上完整而安定的家庭生活,可是今天,他们已经在享受天伦之乐了,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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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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