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返乡潮”影响上海三线子弟恋爱选择_卫视频道

特殊“返乡潮”影响上海三线子弟恋爱选择

2010年09月15日 10:18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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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适应了三线地区的生活后，很多三线人将结婚生子提上了日程。在80年代初，国家出台政策，一部分三线建设者可以返乡。而这个特殊的“返乡潮”影响了很多上海籍三线子弟的恋爱选择。很多三线子弟为了返回上海，纷纷寻找在江浙沪一带的年轻人为恋人。

凤凰卫视9月1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人生有许多个站台，何时停靠，何时加速，似乎早有定数。四百万奔赴三线建设的年轻人，在经历了最初的艰苦创业之后，生儿育女的事情也都提上了日程。

1968年位于四川彭州远郊的一家三线场里，诞生了自建厂以来的，第一个小生命。孩子的妈妈告诉我们说，当时小生命的第一声啼哭，是在接生员拍过他的屁股，又用嘴用力地吸了婴孩儿的嘴巴之后，才终于发出来的。为此，年轻的妈妈当时急出了一身冷汗，孩子出世之后不久，爸爸被派往上海实习，所以妈妈只好每天背着孩子去工厂上班。这相似的故事，其实发生在很多三线家庭当中，特殊的环境，让扎根三线的年轻夫妻们，总是生活在家庭团圆的渴望当中。这其中有思念、有沮丧、也有现实的诸多无奈。不过他们始终相信，生活会好起来的，团圆也会来到的。

三线职工为给远方恋人写信一星期少吃一顿肉

记者：当时您来的时候，您女朋友同意您来吗？

张玉生（三线建设者）：那个时候也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候从我们住宿分配开始，就好像就有那个意识，这一切都是党安排的，党分配的，你自己哪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

解说：1966年2月，武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张玉生被调往攀枝花的钢铁基地，这一年张玉生23岁。热恋中的他一直心绪不宁，因为他的女友依然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武汉。

记者：当时怎么跟女朋友联系？

张玉生：就是写信，都是一周一封，甚至一周两封，一封信也不止一页了，尽其可能呢，就是一般地就找薄纸写六页。为啥写六页呢，因为有一次大概不是纸厚了、信封厚了，还是写了七页超重了，到那边让人家加钱了，所以干脆就每次写六页。

记者：当时您一个礼拜两封信就是两毛钱？

张玉生：就是啊。

记者：两毛钱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当时能干啥？

张玉生：要吃食堂最好的菜，就是两毛钱了，就刚才我说的粉蒸肉啊、瘦肉片都是两毛钱，粉蒸排骨，就是肉菜，在武汉的时候一毛五，到攀枝花贵点就是两毛钱。

解说：一个星期少吃一顿肉，为的是给远方的恋人寄去炽热的思念，三线建设的工地上，每天挥汗如雨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对爱情充满着单纯而热烈的向往，然而表达起来时，他们却总显得羞涩而木讷。

贺圣华（三线建设者）：我谈恋爱是别个介绍人介绍的，也是工人我们当时的想法不一样，只要两个人说了都可以，将就可以了，那就是一订终身，就是这么简单。

记者：您看上她什么当时？

贺圣华：我看着她挺老实的，不漂亮，这是最好的，因为我受我的前辈的影响，我的父亲跟我讲过，找老婆不能找太漂亮的了，我就记住这一条，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工人。

特殊“返乡潮”影响上海三线子弟恋爱选择

倪同正（三线建设者）：有些同学他看中了某一个女生，又不好意思表达，那么边上的男生就会起哄，就站在男生宿舍这一边大声地往那里吼。某某某，我们这里某某某看上你，喜欢你，在那个时代说“爱上你”这样的话，是说不出口的。上海人有句话叫“敲定”，就是说他想跟你建立一种恋爱关系，好像某某某，咱们要跟你敲定，就这么吼，吼的这个男生在那里嘻嘻哈哈的，你们不要乱说。女生在那里羞死了，有的时候会拿一盆水倒出来，“神经病”。

还有一个男生，他看中了一个女生，他这个比较有心计，他从上海探亲回来，还带了水果糖请人家送到女生宿舍，送到这个女生手里边。但是这个女生看不上他，把这个水果糖扔到窗外，撒了一地，大家一看地上怎么有水果糖，当时水果糖是个很稀罕的东西，怎么回事，才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这个男生，他不为这个挫折而罢休，继续追，几年下来终于追到手，他们成了很美满的一对夫妻。

解说：1981年，三线第一子弟胡亚琴高中毕业，通过内部招工，她进了父母所在的那个三线工厂，那时很多像胡亚琴那样情窦初开的上海籍三线子弟，都赶上了一场特殊的“返乡潮”。

胡亚琴（三线建设者）：当时是有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说，比方说支援三线建设的那个职工，还有一些就是从上海，当时他们就上技校分过来的很多的毕业生，那么他们也想回去，有政策他们就可以回去了，那么有一股潮流风，就是像我们那一代正好可以谈恋爱，它也有一个政策可以回去。那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回去，可以上户口的，因为你想进上海上户口是非常非常的难。我很多的同学、女同学都选择恋爱的对象，就是选到上海那一带，江浙那一带，全部回去。

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在这个潮流当中，他们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是无锡的，就是说他的舅舅是什么当时什么劳动局的，什么一个局长，就是说可以把我调回去。那个男孩的个子可能也是有一米八几，然后我们还没有见面，就是有一个书信的往来。然后我父母跟我哥哥，我哥哥是强烈地反对，就是说的，我们在这里一家好好的，为什么你一定要到那里去，你回到那个环境，其实家里的最亲的亲人都在这边，当时哥哥已经结婚了。我说但是这边的男孩子个子都很矮，然后他们就说的，就是说我那个老公，就转业回来了，原来就是说挺好的，好像他现在也没有谈恋爱，其实你们可以在一起，然后说说而已，当时我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解说：胡亚琴的哥哥给她介绍的那个男孩，来自隔壁的另外一个三线工厂，男孩的父亲与胡亚琴的父亲是各自厂里的车队队长，彼此都很熟悉，两家人也一直有交往。熟人的关系、封闭的环境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三线职工的自豪感，让很多三线人，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缩小了范围。

胡亚琴：有一天突然他们就把他带到我们家来了，那我们就见了面，见了面的感觉蛮好的，他个子很高大、很英俊，甚至我很多的朋友说，你都配不上他，就那种感觉，那么当然我内心世界就发生了变化。然后最终我就跟他走到了一块，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家庭。

香港电影《三笑》成三线建设者的“媒人”

陈晓楠：七十年代，有一部香港电影叫《三笑》，曾经风靡中国大陆。讲的是江南才子唐伯虎在苏州云岩寺，遇见了华夫人的丫鬟秋香，美人在前唐伯虎不拘举止乖张，引出了秋香三度发笑，最终，唐伯虎卖身为奴进入华府，和秋香喜结良缘。这部伴随有优美的江浙小调的浪漫爱情喜剧，高建桥是和他的对象，在攀钢的露天电影院里看的，他至今仍然对这一部堪称是媒人的电影念念不忘，不过他的爱情远没有这部电影那么浪漫。他说那时候的女同志基本不和男同志说话，更不用说花前月下地去耍朋友了，经人介绍之后，两个人在沥青路面的攀枝花公园里，走了一走，再看一场电影，这事儿就算是定下来了。

高建桥（三线建设者）：结婚也是很简单了，那就是请我们处室的人，大家一起吃顿饭，就算完了。处室的人大家呢也不用，那时候也不用送红包，送什么红包，那就是大家凑个份子钱，给你买个水瓶、买个台灯也就算完了，所以说，就算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解说：三线人的婚礼，普遍都是这样，简单、喜庆而踏实，就像婚礼过后的生活，两线一点的简单。

高建桥：在一起呢，那时候也没房子，必定就是房子很有限，随着父母亲一起住，那时候父母亲在这边，那时候屋子也很小，那时候才三十多平米的房子，父母亲住得也很小，我们住得更小，所以说是很挤的。像我父亲那时候地厅级干部那时候才住三十多平米的房子，咱们讲就是说是使用面积三十多平米，那么我们一家人，他们一家人。后来我大哥又从青海调到攀枝花，三家人在一起住，那就更恼火了。

《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陈晓楠【主持人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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