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返乡潮”影响上海三线子弟恋爱选择_卫视频道

特殊“返乡潮”影响上海三线子弟恋爱选择

2010年09月15日 10:18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三线建设者：山路崎岖耽误生产孩子生下不哭

解说：1967年，30岁的殷泰文被调到位于四川彭州远郊的一个三线工厂，当时因为找不到托儿所，她只能每天带着一岁多的大儿子去工厂上班，肚子里还怀着待产的第二个孩子。

殷泰文（三线建设者）：我生我老二的时候，当时厂离县医院，彭县医院几十里路，而且翻山越岭，那大岳洞那个山之高，当时我去的时候，就跟我已经留下这种印象。这个山太高了，路也很烂，颠颠簸簸走起来。后来我怀了娃，他们说要到医院里去生，我想医院里去生，颠簸过去，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干脆我就在现场生。那么我就到生的时候，他们才到现场来给我接生，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是油毛毡房子，一层那种蔑席隔起，一间一间的，我们住了要生娃娃给我了两间打通，中间挖了个洞眼，到了要生的时候我就给山下打了个电话。我们老头子早晨五点钟，那个司机要从山下还要把接生员喊起来，就要耽误时间。

当时我实在是，就在我家里边的床上，当时我实在是、实在憋不住了，我听到山下，我简直恼火得很，听到山下的车子在一响，我晓得接生员来了，一进来过后，我都已经不行了，憋不住了。最后小儿生来下以后，就没得声音，闷了，他们说时间耽误长了。那个接生员很好，姓李的医生，她把这个娃娃的腿提起，屁股上拍了几下，好像不行，赶快搁到床上，用口去吸他的嘴巴，吸了过后一下那个娃哭，哇一声哭起来了，在场的刘姐，就是隔壁，也是上来照顾我，来看了过后，大家才长叹一了口气。所以这个娃娃就是我们老二史金川，现在已经42岁了，他是在锦江场建厂出生的第一个公民，没有哪个在现场生娃娃，只有我，这个事情我简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三线建设者：背着孩子上班苦却有干劲

解说：让张玉生至今记忆犹新的，也是妻子痛苦生产的全过程，1967年11月，张玉生将临产的妻子送往攀枝花市计委医院的一个简易产房里。

张玉生：就是一个棚子，大玻璃窗，玻璃窗里边有帘，我把我老婆送进去那天，值班的是一个上海护士，我一直很感谢她，本来已经文化大革命了，她要不上班，我还糟了，她上班而且还挺正规把我撵出来，你不能在里边。我就在外边站着，但是她帘也没拉，我就在窗户能看到，过一会儿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她就招手叫我进去，所以我老伴生孩子那个痛苦，那个流血，我都是亲眼看到的。

解说：殷泰文生下小儿子后，她的爱人被派往上海实习，那些日子里殷泰文每天独自一个人背着小儿子去工厂的食堂上班。

殷泰文：我就把娃娃背在背上，然后我去卖饭票，饭票一个小时的饭票卖下来过后，我的腰都湿了，那个尿水把我背都打湿了。但是虽然这些生活是比较艰难、艰苦一些，但是我并不这样子认为，当时我很有劲，我还是很活跃，到现场上算比较活跃的。我很有劲，工作这些一点也没差错，做得很好，随便分配我做啥，我就做啥。在现场我算是反正看起来比较艰苦的人，但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是三线建设嘛，我终归是又跟爱人在一起，虽然他派到上海去，但是我们是同一个单位，我越做越有劲。

三线建设者：为给孩子补营养走几十公里进山买鸡蛋

陈晓楠：“先生产、后生活”，这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刚刚当上爸爸妈妈的年轻的三线人，每天面临的依然是紧张而艰苦地生产劳动，对于他们来说疲乏的生产劳动过后，家庭生活经常是穷于应付。三线厂矿大多偏居人烟稀少的山沟里，交通不便，物资也匮乏，为了给出生婴儿或者是年轻的妈妈补一补身体，初为人父的年轻爸爸们只能跋山涉水，贡献出他们的体力和耐心。

赛自晓（三线建设者）：市面上鸡蛋买不到，我就记得当时像我这样背着背篼走三十公里以外，到山沟里去买鸡蛋，去赶个场买鸡蛋。我们那时候还有人跑到，从广元跑道陕西那边去，买鸡蛋啊、买鸡啊。

记者：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吃得好？

赛自晓：你怎么办啊，有的家里要生小孩了，或者小孩需要一点营养啊，当时有什么办法呢，别的地方弄不到啊。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1972年，那时候广元市上买不到东西，鸡蛋买不到、鸡也买不到，最后只能够跑到几十里公里以外去，到山里面去跟农民去赶个场，买点鸡蛋，买只鸡回来。

解说：在攀钢建设之初，山上的农民经常会下山来卖鸡蛋，当时的价格是两分钱一个，可是如此便宜的价格那时却没人买，因为传闻那一带有麻风病人，担心鸡蛋也沾上了麻风病。后来当大家不再相信这种传闻时，鸡蛋的几个已经涨到了两毛钱一个，而且要买鸡蛋还得走很长的一段山路。

张玉生：最艰苦的一次好像是我老婆生第二个孩子之前，我就打听到红格，就现在温泉那个地方，说那块儿鸡蛋只要一毛多点就能买到，我就坐车坐到三堆子，那时候64路因为修今天的车站64路就通了，铁路没通，铁路桥通了，坐到锦江三堆子。然后从铁路桥上走下来，走十二公里多要走到红格，然后买到鸡蛋之后，在背上背着，走一步鸡蛋嘎啦一响，走一步嘎啦响，不敢走，怕碎了磨磨蹭蹭走了大概有五、六个小时才回到家，但是第二次再去有经验了嘛，多带点纸每一个鸡蛋都用纸包上，它就不响了。

记者：没有打碎过？

张玉生：也有打碎的，但是少嘛。等到孩子大了，需要喂奶粉就糟了，因为当时没有奶粉卖，就我跑到河门口那边有个大水井那边有个小商店，买到两瓶奶粉，买回来一看早过期了，那个时候不标过不过期但是你打开里边全是疙瘩，但是那个年代也不舍得扔，我们大人吃就是了。要想给孩子煮煮奶粉、煮煮东西，需要煤油炉，煤油路需要到商店去，拿出生证明商店给你批了。批了之后要从公共汽车站只通到小攀枝花去的那个转弯那个地方，一直到罗锅，大概要走一个多小时，要走过去到罗锅商店去买，所以那个时候才体会到，原来这物资这么艰难。

三线建设者：物质生活的艰难将钱寄给妻子后吃酱油拌饭度日

解说：物质生活的艰难，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李胜传的大闺女出身时，母女都还在广西老家，那时每天奋战在隧道施工工地的李胜传，不用担心妻子没有鸡蛋吃，闺女没有奶喝，不过他也有着他的烦恼。

李胜传（三线建设者）：生我大闺女，我身上只有5块钱，也就是说多少呢有14块钱，14块钱我留下了9块钱做生活费，5块钱我就寄回去。寄到我岳父那儿去，生了大闺女了嘛，不管多和少，是个意思，剩下这9块钱怎么花的呢，把当月的饭菜票给买了，菜票基本上是没买什么，就首先把饭票给买了，然后买了三瓶酱油。还要抽一点烟，还留一点烟钱，菜票没买，就买了三瓶酱油和买了当月的饭票。所以每一次到吃饭的时候，我就背着大家，把饭给打了，回到宿舍里头，撒几滴酱油，和一和就吃了。后来我岳父他就想到，怎么生一个大姑娘才寄5块钱回来啊，他就发现这个小子有问题了，肯定是碰到大难关了，要不然他不是说舍不得这个（钱），赶紧我岳父又打发了10块钱反寄回给我。所以我这里，将近吃了半个月的酱油，又重新接到我岳父给我的10块钱，我又买菜票了。

解说：后来妻子也从广西来到了李胜传所在的三线工地，他们又有了两个孩子，不过在妻子桂秀的记忆中，丈夫几乎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都在工地上，一个年头能待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除了工作，还要照料好三个小孩，让李桂秀忙得整天喘不过气来。

李桂秀（三线建设者）：没日没夜，以前小孩鞋子买不到、衣裳买不到，全部都是自己学着做，都是半夜，半夜一、两点钟，都没得休息，都是这种。白天工作又很忙很累，还要捡柴火烧，捡煤，到食堂挑那些废的煤来打煤饼，也是自己一个人干。

记者：打煤饼都是您自己干？

李桂秀：样样都是自己，里里外外一把手，从来没有休息过。那时候年轻，小孩子在我旁边睡觉哭了半小时我都不醒，人家隔壁以为我不在家，又跑过来一看，他讲你这个小孩那个耳朵里面都灌满眼泪了，你还不醒，他说，我以为你不在家，好困，那时候，一、二十岁你说想不想睡觉嘛。

三线建设者：全家团聚是相当奢侈的

陈晓楠：生儿育女的辛苦，很多在三线厂矿的年轻妈妈们，都经历过，也都抱怨过，甚至有过欲哭无泪的无奈。不过毕竟一家人在一起这比什么都好，因为全家团聚对于很多早期的三线家庭而言，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夫妻长期地两地分居，儿女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每一次的全家团圆，从西到东，自南向北，一路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这样的生活记忆，在很多三线建设者心里是刻骨铭心的。

郜玉山：她是从昆明过来的，昆明过来的大概走武汉这边可能走两天多，不到三天，在昆明又坐大板车，就是解放牌大板车，到矿上一共四天吧。

解说：1971年，郜玉山的爱人带着小闺女，从老家辽宁抚顺来到川南边陲攀枝花，这是郜玉山被调到攀枝花钢铁基地五年来，第一次与妻女团圆。

记者：您到哪儿接的她？

郜玉山：我在矿上。

记者：没到渡口来接呀？

郜玉山：没有，因为当时我由指挥部派到矿上去工作一段时间，在矿上，那矿上也没有条件，也没有小车，整个煤炭指挥部只有一台车。所以当时那个解放牌给你拉回来就很不错，因为当时打电话昆明，从昆明把她接回来就不错的。

解说：五年前，32岁的郜玉山从辽宁抚顺矿务局紧急调往攀枝花钢铁基地，那时他已结婚，并且有了四个孩子，此后的几年间，郜玉山的妻子独自一人在东北老家抚养四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