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表示:攀钢建设资金不够 就用他的稿费
2010年09月11日 16:10 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这个厂房呢,它那个柱子不是水泥柱子是钢架子,就这样架着,他的腿就插到这个架子里边去了。然后往下边这么一折变成一个开放性骨折。就是整个的腿已经断了,就是筋连着的,就是筋连着的,但是这个看起来很凶,可是保住了一条命,如果他要直接摔地下去,那几十米那么高的水泥地,可能他就摔死了。

解说:铁打的汉子估计也难以承受如此的折磨,妻子还没有康复,正在北京接受植皮手术,而儿子的病情也是危在旦夕。

韩国宾:我到攀钢医院的时候,他们医生正在推他进手术室,他那时候还清醒,他的脚朝着后边去了,我一看见他,他就哭了。当时我就说,韩国宾的儿子不许哭,推到手术室,他是局部麻醉,当他难受有一些表示的时候,我在那安慰他,这样手术,把这个腿接上,外边缝上。

然后我又用我那个车把医生送回家去,因为那时候条件都很简陋,医生已经是凌晨几点钟了,后半夜的事。送回家之后,我才回到我的家,回到我的家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突然看不见了。那一晚上我根本没有睡觉,天一亮我还得上班,因为什么呢,要开党委会,我是党委书记,共产党就得这么干。

解说:共产党就得这么干,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显露出当年三线建设者的豪情与壮志。

韩国宾:有一次呢,我自己可能胃肠不好,那医生也特别照顾我,给我打了一针那个葡萄糖,结果呢变成了脉管炎,就是静脉炎,从这儿开始,左手一直到这儿了,攀钢医生说了,你再不治疗的话,要截肢。我说不行啊,我离不开厂子。那怎么办呢?他说你这样吧,你白天上班,晚上来治病。专门给我开了个房间,那时候没有什么干部病房,开了一个小房间,我就晚上治病。

所以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攀钢医院,就是我儿子腿断了嘛,攀钢医院的骨科,我住在攀钢医院的外科,我每天看一看儿子,我跟他说我是从厂里来的,这样我们三个人还得保密,我儿子摔伤不告诉北京的我老婆,我住院我又不告诉我的儿子,就这样这么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把这个难关算是过去了。

解说:韩国宾老人今年已经年近80,如今回忆起那些当年经历过的苦难,他显得很淡然,他说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韩国宾:我们这一家三口就是这么度过的,所以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在攀枝花,现在我四世同堂了都在攀枝花,我有重孙,我说我在攀枝花,我们一家都流过血,流过汗,我怎么能不爱它呢。

解说:或许,恰恰是那些苦难令韩国宾越发深爱自己脚下的土地,越发深爱这座他亲手建设起来的城市。

亓伟被调往三线建设 亲自下井开发煤矿

陈晓楠:韩国宾的经历只不过是攀枝花建设者们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因为三线建设而从无到有的城市,这里流下了三线人太多的汗水,甚至太多的泪水。据不完全统计,曾参加过攀枝花建设的三线人多达数十万人,1982年9月19号,胡耀邦视察攀枝花的时候,曾经如此说,他说攀枝花工作是有成绩的,很多同志在这里奋斗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是有贡献的,党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解说:在攀枝花地区,有一位亓伟的共产党员离开这个世界已经38年了,然而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所遗忘,人们一直记着他,记着他为攀枝花所做的一切。

郜玉山(三线建设者):他是1964年来的,当时是云南煤管局的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三线上来以后,煤炭部决定,调他到这个地方来,当这个我们宝鼎山建设指挥部的党委书记,来了以后跟我们吃住在一起,做工作,抓工作,没天没夜,非常认真,年龄谁说当时五十多了快六十,但是非常认真,在煤炭跟矿务局这一段几个战役当中都是首当其冲。

解说:1964年末,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对攀枝花地区进行了全面实地考察,在回北京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出的汇报中,近煤成为支持攀枝花钢铁厂选址弄弄坪的重要理由。两位副总理所指的近煤即为攀枝花矿区所储藏的丰富的煤炭资源,亓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来到了攀枝花,担任了四川渡口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

郜玉山:现在这小宝鼎矿年产现在60万吨,当然只是3万吨的小煤窑,他亲自带领这个工人,下井恢复这个旧矿,而且没有亮,他打手电,另外里头什么二氧化碳沼气,啥玩意东西都有,他不怕,完了工人一起是弄大锤啊,钢钎啊,打石头啊,整木头什么的。很快九十多天不到一百天把这个矿就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就正式出煤了,每月三万吨煤保证攀枝花市的561电厂很快就上了。

解说:那是攀枝花建设初期,伴随他们的只有呼啸的狂风和莽莽荒草,就是在这样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亓伟身先士卒,深入井下,带领矿区干部群众成功开发了宝鼎矿区,源源不断的将地下资源送到攀枝花钢铁厂的冶炼现场,成为开发攀枝花地区的最大能源。

亓伟将妻儿调往三线 嘱咐继续为攀钢出力

郜玉山:当时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建了一个65万吨的太平矿,一个21万吨的气肥煤矿。建设这两矿当中,刚才说的这书记天天下基层,而且在工人操作洞口里头亲自指挥,没告诉你,顶板像下雨似的老头在那儿,吃在现场,指挥在现场。

1972年患了食道癌。食道癌以后,当然省里头领导,包括云南省、四川省,就让他离岗修养,那时候整个攀钢,包括煤炭系统没完全建成呢,他不肯,他到北京去检查以后,确诊食道癌以后化疗,化疗后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把这个老伴和他的这个孩子都给昆明大城市里呢,迁到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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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楼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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