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区政企分开之后，招商局这一年出台规定：董事会的11名董事中，4名直接由招商局派出，代表公司的所有权，另7名则由群众直选，体现职工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每年对董事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不信任票多过信任票者即行免职。但信任投票只针对董事会集体，不像过去一样针对个人。尽管在选举之前，一位叫“海声”的蛇口读者在当时的《蛇口通讯》上对此前“改变”提出抗议但未被采纳。

首届董事会的选举投票由过去的4月推迟至5月8日上午进行，当天的投票率较上一届下降近5个百分点。1988年，信任投票率刚过三分之二，较之前的一次下降近两成。

也就在那一年，一位投票人说“蛇口开始步履迟缓，保守，蜕化了”。而曾经“为之激动，为之兴奋，为之欢呼的民主尝试，正在滑向庸俗，因而也渐受冷落”。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了由其“婆婆”---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

“曾经的日子都已经远去，人们只能从记忆中体味它的荣光”。蛇口那场民主试验维持了近10个年头，而围绕这场试验的争论在尝试中亦从未停息。

有人说那是袁庚在企业选举的幌子下，悄悄打了一个擦边球---进行了一场政府选举的试验。也有人说那是袁庚玩的“花花套子”。他在置国情而不顾的情况下玩的一场理想主义。

在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的眼中，蛇口的民主不过是“有限的企业民主，说它幼稚也不过分”。因为企业民主与社会民主还相距甚远。且在选举的方式和程序方面还没有健全起来。

袁庚认为，“票选的好处不能保证把最优秀的人选上去，但一定可以把最差的人选下来”。

无论最后人们会对这场民主试验如何评价，但这样的民主试验最后对干部监督的成绩单是：“蛇口的领导干部队伍没出现过腐败分子，10多年的岁月里，蛇口工业区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数以十亿计的财权，但确实未发现有贪污、受贿一类案件。”一位内地的纪检干部说“这确实是个奇迹”。但更有人愿意将之看成是“监督的力量”。

对于那场选举的作用，袁庚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