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时隔4个月之后，198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再次将目光投向“蛇口工业区票选领导干部”的事情时，评说中开始有了更多“审慎”的味道。

当天的文章以《蛇口的另一种探索》为题。在肯定蛇口的民主化建设的探索很有意义的同时，提出“蛇口的条件不是其他地方都具备的，对蛇口的做法不能照搬，更不是什么‘模式’或者‘样板’”。

且“有人认为，选举委员会领导成员的办法，宜于在政府范围内搞，不宜于在企业中搞。花过多的时间搞选举，搞竞选，也会影响经济工作。”

试验冲动源自别人拍马屁

“我这个小小的头，每次到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袁庚想改变“官员们不怕下级只怕上级的传统”

虽然在很多媒体的评价中，蛇口的尝试甚称“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壮举”的一场深刻革命，但在过永鲁的眼中，“这样的民主尝试，实际上是一场‘自卫’，是对既有的改革的一场自卫”。

因为这样的票选干部，两年一次选举，中期评议一次，交叉进行，通过每年都给干部施压，让他明白自己坐的不是“铁交椅”，让领导干部要“树立权力是人民委托交给你代为行使的”。干得不好，群众就有权把他赶下台。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跟过去的官场盛行的“只对上摇尾，对下像使唤狗一样的官场狗文化进行决裂”。

当年赞成选举基本上都是初来的新移民和工人们。他们没有后台，只有一腔才情、理想和热血。蛇口就像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只希望将最好的人选进领导班子，而不是由上面随便点将。

事实也证明了上面派来的个别人不太适合工作，闹了一些类似“剑桥大学建了多少桥的笑话”。在成立工业区后，一些因理想而聚集到这里的年轻人确实还是带着情绪的。虽然大家对袁庚有信心，说他快70多的人了，他一旦退休后蛇口还有没有未来？会不会由交通部派个跟这个地区没有感情的只想给自己捞好处的官来？“袁庚之后的蛇口怎么办”，这个话题在当年也引起过广泛的讨论，“票选，并且制度化”，可能是惟一一条能够让德才兼备的、年富力强的干部来领导工业区的路子。也是能将台上的交通部派来的不适应的政工干部给选下来的途径。

袁庚还有一个幽默的说法，这场将干部纳入群众监督范围的试验冲动是源自别人的马屁。

袁庚曾在1983年2月跟总书记胡耀邦汇报时讲过一个故事，“我这个小小的头，每次到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唯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不是的。因为是我决定他们的命运。有时自己不清醒就会忘乎所以，久而久之就会不怕群众，不怕下级，因为群众、下级撤不了我的职。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了不少的干部不太怕群众，只怕顶头上司，怕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他认为，就是传统中那种自上而下的做法容易使干部滋生“人身依附”的观念。而“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能最好地解决干部的‘人身依附’的问题”。

就是这样，来自基层的“自卫”渴望和来自上层袁庚想改变“官员们不怕下级只怕上级的传统”在1983年的春天一拍即合。两股“求变”的渴望将上下力量拧成了一种坚定的改革热望。

政企分开后选民冷落选举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委任制

始自1983年蛇口试管里的这场“民主尝试”，在两年后的第二届选举中初步绽放后，就在两年后出现疲态，直至历时10年之后，这场还未来得及盛放的民主尝试，在黯然中彻底凋零。

轰轰烈烈的试验自1987年4月开始急转直下。1987年，政企分开在全国拉开序幕。同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原工业区管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