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鼎盛：因为《潮州艺文志》的成功，20岁出头饶宗颐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不久日寇侵占广州，中山大学迁往云南。饶宗颐打算经香港入滇，岂料大病滞留在香港。1938年的香港避难的学者不少。鲁迅来演讲，胡适来接受荣誉博士，陈寅恪来任教。朋友劝饶宗颐不要去云南，带他去见商务印书馆前任总经理王云五。王云五邀请他：“帮我做两件事。一是做《中山大辞典》的书名辞条，二是帮我编八角号码。”这两件事，使饶宗颐得以大量接触古文字材料，细嚼经史诸子百家。这个优秀的“研究助理”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不久大学者叶恭绰也请饶宗颐帮助材料搜集，饶宗颐不仅受名师指点，更有机会细阅一流藏书家的大量珍本，真正进入词学研究的前线，令这位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才子视野敞开。几年后，饶宗颐推出成名作《楚辞地理考》，上中下三卷20篇，提出许多同楚辞学大师钱穆不同观点，形成楚辞学别开生面。当时45岁的钱穆已经卓然大家，而饶宗颐只有23岁。

马鼎盛：在中国学术界行万里路的饶宗颐最让人艳羡。要研究梵文，他去印度，要考证甲骨文，他到日本，想研究敦煌学，他上法国。文化大革命阻碍大陆学者发展，他正在高歌猛进。身处香港的饶宗颐，综合了天赋异品、极度的刻苦和学术自由，最终创作了学术界的震动和传奇。

饶宗颐：因为我这条命，经历很多，沧桑的，学术界的沧桑，跑了东西南北。我到了每个地方都写诗。你要看我的集，很大的，找我的生平啊，我自己都忘记是哪一年了，不过从我的诗词可以找出一条线索。

解说：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饶宗颐的足迹几乎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1962年，他拿到了他一生中倍感幸福的奖项，“儒莲奖”，可谓功成名就。可是他好像并不累，也压根没打算停下来。他还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印度之行。

饶宗颐：我有两个去印度的动机，一个就是我要完成我父亲的《佛国记》，那个意思，一个是我的老师。我在中学第一年级，我的国文老师，姓王的，有一次，一个日本的大师，忽然到潮州来，他（大师）说给他灌顶。他是香港的密宗的下宗旨的人。我的表兄，表兄弟，都是他的弟子，他忽然变为一个大的佛教徒，提倡佛教，我觉得奇怪，所以我一定要去印度。

解说：1963年，饶宗颐在种种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印度驻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白春晖，很快，他们成为了朋友，他随即跟白春晖一起前往印度，学习梵文。

饶宗颐：我是在港大教书的时候，我在罗宾成道住，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版我的甲骨文的书了，已经拿到“儒莲奖”了，就有一个人来找我，他是北大的学生。北大的学生？他看我的中文那么好，向我问问题。我们交换。我的梵文就跟他学的。

解说：后来60岁的饶宗颐又开始学希腊的楔形文字。

饶宗颐：没有问题的，我这个人不怕难的。我琢磨最难的东西。

解说：迎难而上的品质，使得饶宗颐掌握了诸多别人不曾掌握也不一定能掌握的文化技能和知识门类，渐渐地，一个庞大的学问体系在饶宗颐的头脑中渐渐清晰，他如同一个活目录，活字典，触类旁通，在诸多领域一鸣惊人。

雷铎：所谓触类旁通，那么你首先是要知道有哪些类，然后你怎么去触它，如何通，经常是所谓旁，反而是一条捷径，也就说别人可能是只会知道正的这条路，然后呢还不知道有多少类，那么他的目录学，版本学，让他知道，有哪一些类，然后他摸碰到以后，他知道我有，可能有若干条路，我可能不是选大家所走的这条路，是选一条旁路，这样反而就别开生面，而且会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

解说：在饶宗颐的履历里，在1949年正式移居香港后，他曾多次前往日本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在拥有最权威甲骨文献的日本，饶宗颐全身心投入，综合传统文献、考古、以及出土文物文献等三方面，提出规范学人著书立说的三重证据法。

雷铎：他在法国，去参观一个非常古老的岩洞，然后他从那里发现壁画上的马其实是蒙古马，由这里来发现，很早在几千年以前，就有了中西两大体系的这个文化之间的互通跟交流。

马鼎盛：上世纪50年代，在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的饶宗颐看到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呵护备至，研究成果遥遥领先，大受震撼，进而吸取他们严谨细致的治学精神和途径，费尽心血搜寻、研究日本收藏的甲骨文，带动起东洋研究甲骨文的风气。60年代，饶宗颐受聘新加坡国立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聘期九年，但目睹新加坡只教汉语并不提倡中国文化。教到第五个年头，他毅然辞职返港，将五年间作的诗词结集为《冰炭集》，比喻文化的愁绪冰不容。80年代末到90年代，饶宗颐又树起“潮州学”的大旗，号召继承韩文公兴办文教的精神，研究、弘扬潮汕文化。在大半个世纪中，饶宗颐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他眼里看着世界，心中思念乡邦。饶宗颐生命中始终融贯着浓浓的文化乡愁。

饶公指出；必须把握最新材料，推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材料的出现，有时会决定学术的方向，带动起研究的热潮。像湖北郭店出土的竹简，引起中外学人很大兴趣。我在哈佛讲这个问题，外国学者对中国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