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琦:跟一个外国人在谈这个咱们京剧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观点非常的好玩。他们说他们特别喜欢京剧,虽然看不懂,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歌剧只是唱,可能体型很胖在那边唱,但是呢咱们京剧不止是唱,还能跳,还有动作。他们芭蕾舞是有动作,但是只有脚上的功夫,上半身基本上是不动,也不能唱。他说你们京剧演员太厉害了,又能唱又能跳还能演,然后头饰、化妆、服装都那么地讲究。所以可以说京剧是一个非常有修养、非常高门槛、非常讲究的一门艺术。所以不管是从事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艺术的朋友,看到京剧,那他们知道都是一个精品。
解说:改革开放以后,戏曲界恢复了生机。尚长荣,裴艳玲又可以大展身手了。裴艳玲开创了京剧、昆曲、河北梆子“三下锅”的演出形式;尚长荣放弃了陕西的优厚待遇,为了排新戏独闯上海滩。
尚长荣:今年是《曹操与杨修》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一个京剧作品,我从古都西安冲破了这个山水路途的阻隔,谋求同上海的合作。因为我出生和工作在北京,然后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又支援西北到西安,那么我在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又为了不仅是自身的艺术上的追求,我觉得我们应该做戏曲的弄潮儿,我还是为了我一生求索的目标,就是献身于京剧,这才去闯上海滩。
解说:《曹操与杨修》的大获成功,使尚长荣又多了个称号,“京剧舞台上的第7代活曹操”。随后的《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等新戏也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裴艳玲:像我们那会七八岁,从八点半就开始演,演到十二点半,几乎在台上的时间比在台下的时间还多。现在我们整个文艺界哪有这个大环境,就跟当时文革是一样的,没得选。为什么没有这个大环境?比如一个孩子,他也肯学我也肯教,教来教去怎么样?你让他要跟一个团,这个团他办的,他开的那个张,就不是从早上八点半一直演到十二点,你那一套根本就用不上。
解说:体制的不同造成了如今京剧的日渐势微。教育部年初出台的一个让京剧进校园的法令,也面临很多困难而难以执行。在裴艳玲看来,京剧的传承不是靠行政命令能做到的,因为京剧有着极为高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裴艳玲:老实说京剧这门艺术,不是说做几次讲座,出几本书,录多少张盘你说得清楚。如果说能说得清它就没那么高了。谁能说得清?你只要能说得清了,那就说明这个艺术它不值钱了。正是因为它像一个迷宫啊,它高得不得了,高不可测、深不可测。我就讲,我说你们的话剧能做到这样吗?我看他们一个话剧,他们一再强调我们是真实,他就形容一个人已经死掉了,死掉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死尸抬到台上。就是说这个人得呼吸出气嘛,结果蒙了一个白布,那个布那呢总是呼嗒呼嗒就能动。有很多观众在那就开始乐了。它并不真实。不可能把真实的东西完全放到台上去。
解说:京剧是国粹,是我们文化艺术的根本,它需要京剧艺术工作者抛开名利和浮躁,静下心来仔细钻研和对待,才能让这朵艺术之花永远传承下去。
裴艳玲:现在我自己认为,也是我们艺术家,这个时间也可能也不是十年,也可能是二十年,也可能是三十年,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必须得有一个很真的爱。所以你爱不爱你的京剧、爱不爱你的艺术,是真爱还是假爱,还是只爱这一会儿,我只爱这一会儿,或者明天那个时间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觉得这些课题呢,也是留给我们今天的人。我自己也可能也很浮躁,可是我自己认为还有比我更浮躁的那些人,我就觉得咱们可千万别这样,这样是在自毁长城。因为艺术是在我们艺术家的身上,你不爱护它,你不去追求它,就没有人替你去完成这个事情。是真爱是假爱自己心里清楚。
解说:尚长荣、裴艳玲两位艺术家为戏曲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梅花奖的寓意见证了他们走过的艺术之路。虽然现在都是花甲之年,仍一如既往地站在舞台上,国内、海外,传播着中国戏曲的精神。
尚长荣:梅花奖是我们中国戏剧界、戏曲界的最高奖项,到现在有500多位了。我们中国戏剧、戏曲队伍,这真是一支庞大的精英队伍啊。我真是为这个队伍感到自豪和振奋。所以梅花奖艺术团在我们大剧院进行两场庆奥运的《梅花赋》的演出,这都是我们争着参加的。我们到宁夏也好啊、到青海也好啊,这个比较艰苦的地方我们都要去的。到银川很缺水的地方,老百姓只能够在电视上看到的诸位名家,这次让老百姓亲身看到,甚至于是零距离的接触,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戏曲人的社会责任。
周瑛琦:今天晚上星光灿烂的夜晚下,我们看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是热闹非凡,台上灯光色彩斑斓,台下座无虚席。我们听到了久违的唱腔,似乎就嗅到那一朵朵盛开的梅花香气。在这里,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戏曲之花常开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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