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琦：古语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话说得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中国人在历史中确实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在这里讲到我们的戏曲界的朋友，不同于西方的歌舞剧。其实他们下的功夫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唱念作打统统都要精通，从那么小就开始练功，背的那些词。所以你可以想像，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家真的是很不简单，特别是像尚长荣以及裴艳玲他们这一代，因为他们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一代戏曲艺术家，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动荡的岁月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有另外一种收获的。
尚长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戏曲界是个重灾区，诸多老艺术家、名家、崭露头角的精英、新秀，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这一段痛苦、困苦、灾难，是语言难以表达的，甚至于这个文字上也难以表达的。应该说戏曲界受到的磨难深重。
周瑛琦：您生存下来，您保护自己。
尚长荣：那个时候我是二十多岁，还不到三十岁，不单赶下舞台，是打追光、拉大幕，用这样的手段来惩罚人，是对整个艺术活动、艺术工种的亵渎。拉大幕、打追光是非常光荣的，是我们一晚上演出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他们不让我演出，我大幕拉得很好，让我打追光。那时候的追光不像现在追光灯很先进，就是一个聚光灯，在那个上面打。那时候我打得很好，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一台无二戏，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很精确。后来让我演匪兵、演日本兵，我会演得很像。又让我演日本官和什么胡传奎，我也能演。
周瑛琦：那你的心境是什么？心境是说这个事情木头青砖瓦把我放在那儿、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你在想我要锻炼、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尚长荣：还是你是怎么去想、怎么去调整。他们这种方法，用这种要惩罚人的方法，是污作的。但是这个工作、这个工种我觉得是神圣的，准确无误，完美无瑕，因为我是演员，我是戏曲人，这个是这个工作分工是没有大小的，没有大小的。所以直到现在，我演角色，我舞台上、在排练场上拍戏，有的人说尚老师您这么大岁数，你省点力。我说捉捕到的准确的情感，不能轻易的去懈怠地去对待，不能用懈怠的这种情感去演、去对待。说现在排练我可以随随便便，你这样随随便便，你舞台上绝对演不好戏。用这样的创作态度绝对演不出精品力作来。
解说：裴艳玲从九岁担当主演到十三岁，在她看来那是一个辉煌的时期，获得无数的掌声，还两次受到了毛主席接见。对于文化大革命那段岁月，18岁的她与尚长荣却有着不同的感受。
裴艳玲：我16岁、18岁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个好事呢，哎呀我可不演戏了，原来老那么演戏挺累的，一休息就十年。吃又吃不好，睡又睡不好，结果那会儿人家定了就是男不演女女不演男嘛。
周瑛琦：对你来说完全就是封闭这条路了。
裴艳玲：封路我就觉得那会儿对我也好了，它不让我演反而我倒没有受污染。老实说有弊也有利，不好的就是说不能在舞台上再像我小的时候那样一天演四场了，有那样的黄金的那种实践。但是有利的一方面，它使我那个老的戏的那个味道、那个老的那种传统的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一下子就给我封起来了。我自己那个记忆里边的那个旋律也好，那个形象也好，就全都保护起来了。因为只能演那几个戏，那几个戏我又都看不上，我看不上样板戏的。我觉得它在讲什么？
周瑛琦：那你有想过就是说可能我一辈子再也不能演？
裴艳玲：不会、没有。因为我觉得它不好。
周瑛琦：你知道它这一期会过去，你还会得等待
裴艳玲：对。
周瑛琦：你还会保持最佳状态？
裴艳玲：没错。
周瑛琦：你还练功？
裴艳玲：没错。
周瑛琦：你还吊嗓子？
裴艳玲：没错。我偷偷的嘛。
周瑛琦：吊嗓子偷偷的很难吊。
裴艳玲：没关系嘛，到那个山上去、野地里去，那棒子高粱全长上，钻那里边去，咿呀你唱一样啊。
周瑛琦：那你心里不痛苦吗？你必须要这样。
裴艳玲：你要说一点痛苦也没有当然也不实际了。但是老实说，我就觉得有一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嘛。我有一年半是生活在我的老家，因为他们两派在打嘛，我怕死，我就回到我的家乡。一到了我的家呢，那些老乡们还是爱听老戏。一到那个地头上啊，他们叫着我的小名，说再给我们唱个《借东风》。
周瑛琦：你的小名是什么？
裴艳玲：我的小名叫信，就是仁义礼智信嘛。这是一个秀才给我起的名，他们管我叫小信，加了个小字好叫。那些老百姓，我到现在我都觉得真正有文化的人，不是说你拿了什么硕士文凭，你认了多少多少汉字，是在老百姓那里。你看他们竟然外边搞着文革，八个样板戏已经统治了整个舞台，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别的动静。他们就敢在地头上那个铁锨子往那一戳，那个锄往那一放，来，给我们唱段《借东风》。我就唱了。他们就还是这个好听。
解说：自小就扮男武生的裴艳玲骨子里就有股豪爽之气。在女人看来一生最重要的终身大事，她好像也小而化之。
裴艳玲：我说这个女人要是不结婚那多遗憾呢，正好现在没事，如果是老演传统戏真没空去结婚。我说赶紧找个大学生结婚生孩子，生了两个娃娃下来，找了一个男人生俩娃娃。完了，生了第一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呢，也是我父亲的作用，我一看到我父亲，我就想我小的时候，哎呀那么苦，因为一个孩子就把前面那些苦全都白费了，不行，送回老家去。一满月我就送回家了，我也不管带。我就开始拎个小篮子，放上一杯茶，放个大袋。那会学校全都罢课了，都是学白卷先生嘛，都不上课了嘛，正好所有的课室都把那桌子全都摞起来了，大大的给我一间房子，我就贿赂了一个看门的一个老头，他是看过我的戏的人，他知道我是谁。我就说你呀到八点半你就把门给我开开，我进去之后你把那门给我反锁上，十二点半前你再给我开一下，我一出来你再给我锁上。他对我真好。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们是住在交通大学，基本上我坐完月子把孩子送走，我就赶紧恢复我这个体型。我就盼着那个河西。结果好，盼两三年呢，我那孩子都四岁了吧，还没有到来，正好赶上又分房子，说一个孩子给半个单元，两个孩子给一个单元。我说我再要一个，我一定要住上那一个单元的房子。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这第二个孩子刚生了23天，那时候毛泽东还活着，说要排这个《宝莲灯》，要原班人马。原班人马，那我算其中一个了。那怎么样去拍？月子还没有出，说怎么样，我说成。我就23天就把孩子我就送走了，恢复了40天左右，就拍了那部电影。
解说：《宝莲灯》让裴艳玲做到了一个奇迹。无论尚长荣、裴艳玲，谈起往事都很释然。也许因为选择了戏曲这个行业，他们比常人更能承受那些生命之重，传承戏曲的责任感令他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