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逃离还是重回？

2012年01月13日 11:4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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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一批年轻人，因为高房价、高物价等等原因逃离“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而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从二线城市杀回来，重回大都市，继续打拼。不同的路线，同样的辛酸。那么，白领们为什么会陷入从逃离到逃回的“围城怪圈”？二三线城市又有哪些困境让他们难以适应？从“逃离”到“逃回”，这颇有戏剧性的转折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无奈的选择，还是对梦想的坚持？

李飏 研究员 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战略发展研究所 副所长、程瑜 副教授 博士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

李菲菲（培训机构教师）：每个人想要出来打拼的时候，都是带最初的一个梦想，或者他有一个信念，他想要实现什么，但是现实跟你所梦想的这种落差，可能会让你留下来的信心会动摇。

解说：李小姐，目前在一间培训机构从事教师工作，虽然来深圳不到2年，但已经有辗转深圳和家乡城市的经验。

李菲菲：我是从去年二月份过来，来到深圳，做了第一份工作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到年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决定离开，离开以后，其实本来打算可能不会再选择回来深圳。因为我觉得有一段经历可能就已经够了。但是回到家里之后，也想过重新开始，开始生活，但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各方面你会觉得不太适应了

解说：回到家乡后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安稳与舒心，虽然压力小了，但其他的困惑却加剧了。

李菲菲：在回家工作的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可能对我的刺激是比较大的，公司是有一个同事，我是听了其他同事说，这个人是比较有背景的，可能是靠一些关系，或者说我们说的后台比较硬一些，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可以少付出一点努力，但是得到的回报会更多一些，对于其他包括我在内的同公司的员工来说，可能这个就不是很公平。
  
解说：大都市谋生计的艰难使幸福感降低，是当初年轻人“逃离”的主要原因，然而很多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另外一个“围城”。与李小姐一样，同样不适应的还有车先生。小车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职员，也曾经有过在二线城市和大城市之间举棋不定的经历。
回到家乡后的他，曾经也尝试打理一点小生意，但最终由于家乡市场太小未能发展成型。

车宏亮（公司职员）：但是我那个时候来深圳呢，已经有七八年了，深圳很多很多的一些，包括一些人脉、包括一些社会的一些，一些关系，还有包括你自身一些生活习惯，都使深圳有了很多认可，但是回到老家呢，很多东西感觉文化，最主要还是我认为，还是回到老家呢，作为年轻人，不能发挥我一个梦想的空间，深圳这个城市，虽然说很现实，但是他一样，也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一样很有朝气。

解说：言谈间，小车还向我们透露，回到大都市，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生存压力。但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在深圳继续长期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他坚信，最终梦想会照进现实。

车宏亮 ：每一个在深圳能留下来的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奋斗史。

李菲菲：最大的改变，假如说我从毕业就留在家乡的城市没有出来的话，我相信现在留在家里那边的同学、朋友是一样的心态，但是现在很明显，我跟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都有不一样的。

主持人：一边是高房价与高消费，一边是拼爹时代和精神生活的单调乏味，对于很多没有财力，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年轻人来说。无论选择那一边，多少都让人感觉有些”伤不起”。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年轻人在职业方面的选择，不光是城市的选择，也是一个就业机会自然淘汰的结果，而人口的移动，也是中国城镇化、城市化、工业化建设当中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目前新生代基本上是80后，他们对大城市的向往可能包含着一种事业的前景，就业机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要求，也包括买房、子女的就读、婚姻融入当地等很复杂的问题，现象背后更是一种经济成本的选择。

解说：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过城乡的冲突和差异化，从而导致人口的迁移，也正因此，带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

李飏（研究员 博士）：像美国，当时他的一个政策就是，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能在当地找到工作，待够一定的时间你就可以融入当地，所谓融入当地，我们不光是有了钱，可以买商品房，可以纳入当地的劳动就业保障体系，在日本也是这样子，墨西哥当时有很多移民，从墨西哥迁移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跟我们现在的境况是差不多的，但是由于有着非常自由的人口流入流出的制度，而且这些制度背后享受到的医疗、养老，还有教育的均等化他实现了，因此人们就感受不到谁差异，其实差异它才会有流动。

解说：有学者还用了移民学的“推拉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即某个城市的推力比较强，就把它解读为逃离。

程瑜（副教授 博士）：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使用这个“逃”字，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对我们的这种所在的城市不满意造成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更多的是应该想一些办法来改善我们城市，让我们城市更有归属感、更有吸引力。这个东西包括了文化的建设，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你可以探讨一些积分制用户、更好的这种流动的平台，就业的平台、用人的机制，从这种互惠到社会整合的模式，往市场整合模式的转变。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

解说：当然，即便“逃回北上广”，现实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让年轻人不再次为此纠结，最近一些大城市先後出臺了相應的政策。今年的10月19日，北京市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明确公租房的供应对象包括外省市来京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的人员。在上海，对申请公租房的对象不设“收入线”，其中就包含了已与上海就业单位签订一定年限的劳动或工作合同的外来人员。广州的廉租房和公租房政策体系也将实现无缝对接，“没有廉租房公租房之分”。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没有户籍政策的外来人员。

李飏（研究员 博士）：作为服务型政府提供更为均等化、无差别化的公共服务，如果乡村和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医疗卫生、包括教育、科技文化等等，都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时候，我想人们可能对大城市的向往不会像现在这么强烈。

解说：曾经的“逃离”，在“重回”后依然需要面对，甚至可能有增无减，那么对于个体而言，在这样的选择中应该注意什么？未来的职场生涯又该如何规划？

程瑜（副教授 博士）：我给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你对什么比较自信，如果你觉得你在熟人社会你对拼关系比较自信，你可以选择回去拼关系。如果你对这种大城市的创业的机会、就业的平台，包括用人的机制，你觉得更适合你能力的发挥，你更相信自己的能力，你可以选择留大城市施展你的梦想。

李飏（研究员 博士）：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首先要客观的认清楚自己的职业方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不光是看自己的梦想，还要看周边的环境。分析完了以后做一个综合判断，做一个理性选择，我建议不要再轻易的变更，因为所有的变更他都是有成本的，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心理成本和时间成本。如果跑来跑去的话，其实是不利于一个人长远的职业规划，这个过程当中，你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尽管很年轻，还有输的可能，东山再起的可能，但这种折腾来折腾去，是不利于一个人长远的发展，同时我也想劝告一句，往往钻石是在意想不到的后花园里面，你要自己分析自己的优势、劣势，对环境有一个综合的评价，一旦选择了你再坚持。因为这样选择，坚持的话，可能成本是最小的对个人来讲。

主持人：其实无论是“逃离”抑或“逃回”，对个体来说也许可以接受这样的折腾，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为这样的问题而寝食难安，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乐观的现象。当初的离开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的更好，现在的回来也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绕了一个大圈为了同样一个目的，而消磨的却是岁月和青春，同样，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去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个人也要付出心理成本，其中的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如何让年轻人不再纠结，这或许是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