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案激起千层浪 “草根金融”渴求阳光化

2012年03月31日 10:03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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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至今这里仍然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手握大量现金的温州商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民间资本游戏，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温州资本的身影活跃在所有能够快速赚钱的领域。2009年之后，温州迈入了盛况空前的“炒钱时代”，民间借贷成为最吸引资金的行当。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在2011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中称，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庄志斌（浙江乐清市金融办主任）：这个实际上跟这个需求还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民间我们有大量的民营企业，还有个体工商户，像我们乐清就有3万多家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还有将近30多万的到外面创业的经商创业的个体工商户，它这个资金就是由于这个银行融资门槛比较高，所以只能融得部分资金，大量的资金还是靠民间借贷，这个渠道。

王光球（乐清市慎海工业园商会会长）：大部分企业都是靠自己借的钱，向银行贷款的几乎是没有，银行是对我们的小型企业，特别是国家，它说的是有一些，想扶持我们小型企业，其实在我们小型企业当中，它们到现在为止，它们只有占15%，有85%的企业达不到银行享受这个待遇，因为第一没有市场，除了我们这些都是平民百姓开设的，办企业的它没有那个资产来抵押，它不可能给我们企业贷款，所以只能从在民间去借比较方便，说来利率是高一点，但方便是相当方便的。

解说：2008年后，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紧缩信贷，民间对资金极度渴求，大量贷款需求推高了民间拆借利率，受逐利效应推动，吸引了更多资金入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统计，从2010年到2011年，短短一年间，就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市场。

王光球：自己要有多余的钱，我们还是想借给别人，为什么？我们在那利率稍微高一点拿给人家，那人家需要拿过来用的，我们也把这个钱充分的利用起来，你要看稍微利率比银行高一点，要是放在银行里面，它利率只有一、二厘。

解说：民间信贷热潮从温州开始，向中国各地蔓延，从江浙等沿海地区到陕西、内蒙古等内陆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介入民间借贷，从制造业到商贸流通业，从金融业到物流业，甚至是普通家庭都纷纷参与，许多资金富余的上市公司，也纷纷把钱投向民间借贷业务，有的贷款收益甚至超过主业。

2010年后，为抑制高企的通胀，中国政府开始紧缩货币政策，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民间借贷利率飙升，又吸引更多资金流向民间借贷市场，最终这场资本的盛宴，在2011年下半年达到高潮，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高达60%，此时一部分借贷者已经承受不住如此高的利率，资金链断裂，繁荣的表像轰然倒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

自2011年4月以来，温州就不断传出有老板因无力还债“跑路”的消息，之后“老板跑路潮”不断蔓延，从温州商帮扩大到了鄂尔多斯，长三角等地区，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多“老板跑路”一时间成为2011年中国经济界最热门的词汇之一，“跑路潮”也从2011年一直持续到2012年。

叶檀：正常的情况呢一般来说，比较理智的企业家去借高利贷呢，通常都是短期调头寸，调个几天这样子，那对于借款的人来说，就是那些债权人来说他也是，因为他一般有这个上线有下线，中间的层级比较多，有三层的，有四层的，最多的也还有五六层的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借上来，给每一个层级它都要有利率，而且这个利率还比较高，所以它的借款是有风险的，他是要把所有的这些风险，包括他自己的高利润，都转嫁到这个借的人的头上，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吴晓波：因为你没有法制的管理，因为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或者处在一个地下状态，所以它就跟黑社会一样的，它就会有私法，私人的一种法律，它有着私人的一些规则，所以受害者他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去投诉。

解说：不断蔓延的恐慌，引发了政府高层的注意，2011年10月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赶赴温州，稳定局面。

3月28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确立了12项金融综合改革任务，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等，民间资本将正式纳入正规金融体系。

刘芳：这次发端于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被一些专家称作是一场中国版本的信贷危机，承受危机损失最大的是大批的中小企业和民间金融市场。根据我们的了解，确实有许多参与民间信贷的个人和家庭都经历了倾家荡产的悲惨境遇，而温州的实体经济更加遭受了重创。2011年温州关门歇业的中小企超过了1.4万家，很多能够存活下来的企业也离开了实体经济，转而从事民间金融。到了2011年年底，中国最重要的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要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在本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号提案就建议要采取多项措施，巩固实体经济的基础，所提出的措施之一，就是改革金融体制，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

然而放开金融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下一节回来我们就探讨一下民间金融阳光化，究竟难在何处？

在吴英案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一次公开演讲特别引人注目，陈德荣坦言说，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温州的企业家。其实没有温州的企业家，也就意味着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中国的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历史始终伴随着民间融资的历程，而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的争议，也几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已经存在。1984年，温州就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但是这个民间钱庄只存在一天，就被取缔。之后政府多次严厉打击“抬会”“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等各种形式的地下金融网，但是实际上民间信贷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而且随着每一个案件涉及到的人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案件爆发对于社会稳定带来的危害性也越来越深重。

温家宝：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银行又不能满足，民间又存有不少的资本，不少的资金。

吴晓波：其实民间对金融开放的呼声很早就有了，1978年搞改革开放，到1984年就出现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民间的钱庄，然后1986年就爆发了高利贷事件，温州抬会事件，30万人卷到里面，然后就有人被抓，然后当年就有人被判死刑，那个女的叫郑乐芬，而且很奇怪，在这个高利贷这个产业里面，我接触过的大概八成以上是女性，是女性为主的，所以这些年判刑的，抓起来枪毙的也都是女性，而且很多很奇怪，都是没有文化的女性，家庭妇女，不是高学历的城市妇女，都是农村的低学历的那些，看上去很厚道，长的胖胖圆圆的这些女性，在做高利贷的这些庄头。

叶檀：银监部门是不管民间集资的，因为它觉得你是非法的，我没有必要来管你，但是事实上民间集资的规模，要比你合法的大得多，你眼睛一闭你就没看到，你就不管了，这导致当地的金融风险，就是几何级数的上升。

刘芳：时至今日，中国的金融行业依然是高度垄断的行业，被称为“草根金融”的民间金融从来都没有被官方认可过，在行政管制与市场经济并行的体制下，民间金融处于典型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境地，如今对于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与之相配套的法律环境，利率市场化程度，监管手段等等，全部都有待完善，民间金融应该放开，虽然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但是与该不该“放开”相比，如何“放开”其实才是真正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