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名嘴梁文道读书会演讲 对话杭州大学生

100年前的人跟今天的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大家可以从科幻小说中看出来。100年前的科幻小说常常会想象那些跟当时欧洲的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制度，当时许多欧洲作家不是写飞机、火车、飞碟，不是写人类上火星，进地心，而是寻找那些不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比如人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会怎么生活，如果没有交易会怎么样。而100年后的现代科幻小说，大量描写人类移民别的星球，和别的次元生物接触的情景；或是描述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困惑，比如机器人的反叛。但是他们不再提出第二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想象蓝图。比如《阿凡达》，你会发现里面的社会运作原理跟现在的人类是一样的。

人类一旦觉得这个世界只能有一种运作方式的时候，就开始虚无了，也就是说不再追求更美好的世界；往往会想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在这个不能更美好的世界中活得更好些，而不是让世界更美好些。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并不只是我们失去了道德价值观、理想这么简单，而是因为我们发现追求更美好的世界的想法有点狂妄。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处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一方面大家都说自己不相信乌托邦，但另一方面所有人都觉得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不应该被改变，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你去问一个美国人，普通的美国人：你觉得有一天人类会不再有信用卡吗？他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总有一种倾向，把我们在很短时间里发明出来的一样东西当作永远的东西、固有的东西。信用卡只不过发明了几十年，但对美国人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感觉好像古埃及时代就有了。所以说读历史的好处就在于，它让我们知道原来人类经过了那么多不同阶段的生活方式。

所以哲学起源于一种失望，就是知道人类的局限性，而到了后来，康德写了“三大批判”，告诉你人类理性认识的限度在哪里。但是我们对限度以外的一面从来没有放弃过。这就是人。一方面，我们是失望的，是默默承受的，另一方面我们是试图改变的，希望超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每个人都试图去把握得更好。

大学生：个体是无力的，不能改变世界的大多数情况，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世界吗？

文道：这个世界并不是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上，全球有越来越的人开始相信世界是能够被改变的，所以近些年有很多社会团体的出现。比如说在香港我的一些朋友反对吃鱼翅，甚至反对使用杀虫剂，比如说有人因为反对战争会写信给布什(美国前总统)。而且做这样的事情的人越来越多。

其次，我当然相信世界也许会变得更好，但更多时候，重点并不在于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好，而在于你不得不这么相信。这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比如说，有人会问我，你做这些事情真的有用吗？你对未来乐观吗？我通常这么回答：这个问题从来不是乐观和悲观的区别，如果选悲观是否表示今后什么都不做了？反之也是如此。重点在于你的责任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的责任是必须做这些事情，你管它乐观悲观，管它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不觉得结果是重要的。人必须这样活着，你难免要做一些事情，这是作为人本身的义务。

大学生：我看过你写的许多文章，发现你喜欢引用别人写的一些很深奥的哲理，如果你能改变写作风格的话，会不会改成李承鹏、韩寒那样的风格，从而让我们读之甚爽？

文道：我从来没想过让读者甚爽，我总是想让他们不爽。我没办法改变那种风格，因为那是我说话的方式。我不认为我引用了特别深奥的东西，我一般会引用一些浅显易懂的话，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次，李承鹏过去是个专业的球评家，所以他写东西也难免会拿足球的一些术语打比方，因为那是他。对于我来说，我看那些书，就跟李承鹏看那些球赛那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像喜欢看球赛那样喜欢看那些你所谓的书，人家就会说他掉书袋；反过来我说李承鹏喜欢“掉球赛”，那会怎么样？我这么写不是出于炫耀，也不是出于其他的刻意的目的，因为我就是那么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样子。

大学生：现在有的年轻人很浮躁，对年轻人来说，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能有涵养、理性地对待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

文道：理性训练并不一定会使人更斯文，也有人一边很暴躁一边很理性。重点并不在于暴躁或斯文，而在于你够不够理性。理性的训练也不是那么困难。日本、韩国、欧美的大一学生都会上逻辑或批评思考课，这是挺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逻辑教育，至少从中学阶段就要开始。对个人来说，我觉得完全可以自求多福，对很多事情多问一下为什么，多抱着一些怀疑的态度，多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看一些逻辑思考的入门书籍，然后用这个工具去看新闻，听人讲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