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文汇报撰文谈：中国如何培养理性精神？

2006年12月27日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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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十二集电视片《大国崛起》播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也不乏沉重的负担，以致阻碍了自身对现代文明思想的吸纳。梳理民族精神世界需要寻找一个可以操作的突破口，而这一突破口则是理性精神的建立和培养。近日，凤凰评论员邱震海在香港《文汇报》撰文，谈再崛起时如何保持理性。

西方理性精神：起源、演变、解读

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认为大国崛起的经验显示，只有西方民主机制才是成功之本；而另一种则认为电视片偏向西方和忽视八国联军等暴行。这两种解读其实都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西方大国崛起背后的成功因素，抑或成功因素背后的某些精神，才是今天处于崛起期的中国国民所需关注的，其中包括分享权力和尊重游戏规则的妥协精神和法治精神，而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因素则是从古希腊时代就影响西方的理性精神。

从希腊开始就影响西方的理性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知识，而非对信仰的追求，这直接导致了西方知识界怀疑能力的发展，亦即所谓“让天空出现裂缝”；二是对终极知识，而非仅现实谋生手段的追求，这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西方知识界的思辨性和穿透力；三是对情绪的剥离和超越，西方精神传统中的妥协、秩序、法制、民主等元素很大部分即来源于此；四是对人体和艺术的赞美和迷恋，这在后来逐渐发展出了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生命尊重、对人的尊严的再尊重。

古希腊理性精神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见之于今天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许多精神财富。因此，探讨导致西方成功的精神元素，不能不最后归结于从古希腊开始的理性精神。当然必须承认，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外扩张乃至侵略和掠夺；但在导致西方成功的因素中，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运动之后，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合二为一现象：一是理性精神与扩张精神的合二为一；二是人性弱点和自我更新和超越能力的合二为一。在观察西方成功因素的同时，切忌简单化思维，从而或照搬或全盘否定西方经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大学：中国培养理性精神的关键

众所周知，东方文化传统中，素来缺少对法制、自由和尊严的遵从或追求，其追根溯源还是源于东方文化中素来缺乏理性精神，而理性精神的缺乏则来源于东方哲学不穷尽终极学问，而仅满足于对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的探讨，因而缺乏思辨性和穿透力。

西方的理性精神导致了西方一系列精神和科学层面上成功因素的产生，并保证了最近几百年西方世界的崛起。但理性精神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还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归纳起来就是：培养对终极知识的追求兴趣及随之而来的怀疑能力、强调直达问题核心并剥离其周边的情绪化因素、超越并克服自身(包括民族文化上的)弱点、强调实证而非感觉等。

最近百多年，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学人负笈西方早已不计其数，所获得的西方理性精神养料实际上已有萌芽，只不过未经过系统整理和推广而已。这其中，中国的大学应该可以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中国的大学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亦即不但培养一流的专业人才，更培养一流的人文精神，大学校长们责无旁贷，而且要更多地从教育家，而非政府官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